历史、文化与地理|云意象、凝视气体、矿藏:金马绿鸡传说的形成过程

张轲风（1978—），男，山西长子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政治地理研究。

“金马碧鸡”传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传说。关于“金马碧鸡”传说的由来，以往研究者提出的自然现象说、矿产说虽有合理之处，但忽略了地理环境和西汉社会动因对该传说的塑造作用，未能解析这一传说的形成轨迹。笔者从多维贯通的视角出发，研究认为：云南大姚一带山区的云象奇观和丰富的铜、碧矿藏资源是该传说生成的基础，在西汉“崇祥重祀”的社会背景下，望气之术则成为贯通二者的思想纽带，并将之解释为一种“金碧其质、鸡马其形”，代表金玉之气的祥瑞吉兆。

“金马碧鸡”传说被誉为两千年来“西南方面最古、影响最大、最普遍”的地方传说。该传说自产生以来，不仅以口头传说、文本记载的形式广泛传播，而且在云南、四川、重庆、贵州等地衍生出大量的相关地名和祠祀台坊景观，并承载着西南边疆民族与中原汉王朝持续互动的历史图景。

迄今为止，关于“金马碧鸡”传说的由来，袁嘉谷、方国瑜、夏光南、任乃强、楚图南、汪宁生、杨昆冈、朱惠荣、卢云等诸多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概括言之，大致有以下五种主要意见：1、铜、碧矿产说；2、自然现象说；3、动物崇拜说；4、佛教之神说；5、方士杂糅编造说。意见众多，不暇详述。诸家所提出的铜碧矿产说、自然现象说均有合理之处，具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实地调查与民间传说亦可相印证，故赞同者众多。然而诸说也存在以下不足：1.多将“金马碧鸡”传说的由来看作是单一的起源，类同盲人摸象，导致结论有较大的片面性；2.语焉不详，存在较多的论证缺环；3.以往研究普遍忽略了西汉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该传说究竟如何形成？铜碧矿产、自然环境为何能够与“金马、碧鸡之神”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又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西汉社会动因和思想元素对该传说的塑造施加了何种影响？这些问题，以往研究均未能给出合理的解答。因此，本文拟在继承诸家观点的基础上，从自然环境、矿产资源和思想动因的多维贯通视角切入，尝试解析这一传说的生成轨迹。需要说明的是，传说的起源具有或然性，史料缺失和历史不可逆观的特性，导致传说由来的研究很难客观“复原”历史真相。因此，这一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解析该传说的生成过程，以期更接近传说生成的历史情态。

“金马碧鸡”传说在史书中始载于班固《汉书》。《汉书·王褒传》记：“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此事亦载于《汉书·郊祀志》，文义无大出入，惟“宝”作“神”，且有如淳注云：“金形似马，碧形似鸡。”金、碧均属矿产，如淳似乎认定“金马碧鸡”是金碧其质、鸡马其形的矿宝。

关于王褒“往祀”的具体时间，《汉书》记载不详。后世史书多载王褒持节致祀事在神爵元年（前61年）。东汉荀悦撰《汉纪》，则记在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明人王祎《大事记续编》、清人冯甦《滇考》亦从其说。然观《前汉纪》前后文，记五凤三年王褒事迹时，可能稍及后事，这是后世编年体常有之现象，并不能证明王褒致祀时间就在五凤三年。王褒《碧鸡颂》有“黄龙见兮白虎仁”句，杨昆冈据《汉书·宣帝纪》元康四年（前62年）“南郡获白虎”和甘露元年（前53年）夏四月“黄龙见新丰”的记载，推定王褒“出使的年份应该是在甘露元年四月以后到甘露四年之间”（前53年—前50年）。甘露四年的翌年是黄龙元年，本年十二月宣帝去世。此可谓正解，然时间范围稍大。今人考证指出：“王褒之卒年，当在甘露四年或黄龙元年。”王褒致祀中途病卒，长安距蜀地不算远，王褒出发时间应不早于甘露三年（前51年），如此王褒致祀时间可缩小在甘露三年至黄龙元年之间（前51年—前49年）。

王褒持节致祀之后，“金马碧鸡”故事开始流传。西汉后期扬雄《蜀都赋》已有“期牛兕旄，金马碧鸡”之句。该文详述蜀都物产，所记“金马碧鸡”即王褒所祀“金马碧鸡”无疑。扬雄“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天凤是新莽年号，五年即公元18年，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又是益州蜀郡人，对金马碧鸡传说应该相当熟悉，可见此事在西汉后期已广为人知。

此外，《汉书·地理志》越嶲郡青蛉县下也有“金马碧鸡”的记载：“禺同山，有金马、碧鸡。”青蛉县下未载王褒致祀事，《汉书》两次记载“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宝）”，这是否同一事件？传统志书则多认定此处“益州”是指益州郡而言。青蛉县时属越嶲郡，如此岂不抵牾？文献记载和今人研究结论颇为纷乱，在此不暇细辨。依笔者之见，此处“益州”是指益州刺史部而言，而非郡名。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汉书·地理志》则记：汉兴以来，因秦制度设置郡县，武帝广开边疆，“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其意甚明，即武帝初置十三州时，已改“梁”曰“益”。宣帝朝亦无太大变化，益州、越嶲二郡均属益州刺史部的监察区域。若此言不谬，《汉书》所载“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宝）”，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并不矛盾，“金马碧鸡”传说的起源地就在越嶲郡青蛉县。

西汉青蛉县在今何处呢？历代舆书多记载，西汉青蛉县属越嶲郡，其故邑在今大姚县境内。李坤、楚图南、方国瑜、向达等学者亦赞同此说。李坤从水系角度考证：“金沙江即古渑水，雅砻江即古若水，大姚河即古青蛉水，大姚河实汇蚊龙江入金沙江。则由委考源，青蛉所出之地，非大姚而何？”方国瑜认为：青蛉县即今云南大姚、永仁一带，治所应当在今大姚县境内。考证颇为精详，笔者赞同这一意见，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青蛉县禺同山的地理位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是今大姚县北二十里的方山。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从之。李坤考证认为：禺同山即大姚县治西三十里之龙山。目前为较多学者赞同的观点是，禺同山乃今大姚县治东二十五里之紫丘山。道光《大姚县志》记载“紫丘山即禺同山”。大姚当地群众均如是说，且相关民间故事流传于紫丘山当地。然而此说始见于道光《大姚县志》，前书阙载，故无法坐实。总言之，紫丘山一说较为切近。

两汉以后，关于“金马碧鸡”传说的文献记载更加丰富。《太平寰宇记》姚州姚城县下引《九州记》云：“蜻蛉县有禹穴，蜻蛉即云南郡废邑，有禹穴，穴内有金马、碧鸡，其光倏忽，人皆见之。汉王褒入蜀祀之。”《太平御览》亦引《九州要记》云：“禺同山，有金马、碧鸡之祠。”《九州记》又名《九州要记》，西晋人乐资撰，原书已佚，清人王谟有辑佚本，收入《汉唐地理书钞》。卢云以“禹穴”为关键证据，将“碧鸡”传说看作是西南碧珠殉葬古俗、周大夫苌弘化碧故事、杜宇化鹃故事三者的结合产物。这一认识有欠妥当。越嶲郡有“禹穴”的记载，惟此一条孤证，别无它见。《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与《九州记》所载“金马碧鸡”故事出入不大（引文见后），史源应该相同。但《华阳国志》诸书均未提及“禹穴”，而《太平寰宇记》所引《九州记》亦未载“禺同山”，且引文文字混乱不堪，“蜻蛉即云南郡废邑”可能是注文混入正文者，其后“有禹穴”三字似为衍文，因此笔者推测：《九州记》原文很可能是“禺同山”，因“禺同”与“禹穴”二字形似而讹，导致《太平寰宇记》误引其文。

上述史料有三点值得注意：1.首次将青蛉县之金马、碧鸡与王褒致祀联系起来；2.其中提到“其光倏忽，人皆见之”。正如左思《蜀都赋》脍炙人口的名句“金马骋光而绝影，碧鸡倏忽而耀仪”描绘的那样，西晋人将之看作是一种光影异象。3.以金马、碧鸡为主题的祠祀活动已经出现。

东晋以来，《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等文献，又可与《九州记》记载相印证。《华阳国志》云南郡蜻蛉县下载：“禺同山有碧鸡、金马，光影倏忽，民多见之，有山神。汉宣帝遣谏议大夫蜀郡王褒祭之，欲致鸡、马。褒道病卒，故不宣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于邛都夷下则载：“青蛉县禺同山有碧鸡、金马，光景时时出见。”《水经注·淹水注》载：“（青蛉）县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马、碧鸡，光景倏忽，民多见之。汉宣帝遣谏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鸡、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水经注》与《华阳国志》记载几乎全同，且两书均有“山神”二字，但有别于它书，笔者疑《水经注》的史料来源就是《华阳国志》。方国瑜、杨昆冈、李子贤等人据此认为：西汉之初，金马、碧鸡并非山神，“自后以金马、碧鸡为倏忽莫辨之神物也”。然此说未免武断。《汉书·王褒传》载“金马、碧鸡之宝”，《汉书·郊祀志》则记“金马、碧鸡之神”，或“宝”或“神”，如今史阙难证，何以是“宝”而非“神”？

综上所述，汉宣帝甘露三年至黄龙元年间（前51年—前49年），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宝），谏议大夫王褒受遣持节致祀。《汉书》中两处记载的“益州”，应该是州名，与益州郡（今昆明）无涉。“金马碧鸡”传说的原生地应在西汉越嶲郡青蛉县，即今云南楚雄州大姚县境内。禺同山无法确定，以今大姚县紫丘山的可能性较大。汉魏文献所载之“金马碧鸡”，或言为宝物，或言为神灵，以瑰丽倏忽的奇幻光影呈现出来。西晋以后，以金马、碧鸡为名的山神祠祀活动已经出现。

该传说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认为：山岚云气可能是“金马碧鸡”传说的直接起因。从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来看，云南地处高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地形和海拔影响，气候的垂直分布特征非常明显，小区域气候差异极大。楚雄大姚县地处滇中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金沙江南侧，境内多山，西部、北部为高山区，山高谷深，河谷切割强烈，山间则多小块平坝，高差悬殊较大。大姚县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干湿分明，立体气候同样明显，而降水量在垂直方向上分布也极不均匀，当地群众描述为“隔里不同天”，“山高一丈，大不一样”。县境地形环境决定了大姚县的气温分布以大小百草岭、昙华山为中心向四周逐渐升高的特点，相反降水量的分布则从四周向山峰逐渐增加。故而坝区干热少雨，冬少严寒、夏无酷暑，而山区湿润，阴晴无定，山岚云气所在多见，尤其是在雨后，因水气在山间凝结，雾气重生，在强烈的阳光折射下，就会呈现出诡丽奇幻、形态各异的山岚云象。

这一特点自非大姚独有，类似地形地貌在云南各地均可见到，身处云南的人对云南各地的云象奇观都有直观、深刻的体会。云南的云也成为文学家们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家园。沈从文说：“云南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浪，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云南多地山区，黄昏后天边常现“火烧云”，乌云沉沉，金边镶嵌，勾画出形态各异的美丽轮廓，风起云动，有如金马腾跃于天际；雨霁天晴时分，则多现彩虹，水凝成雾，色彩斑斓，变化纷呈；有时白云纷飘，间有青碧天色，形态如鸟作兽。面对如此奇幻云象，不免让人文思涌动，诗意遄飞。传统时代，科学无法解释，在五行符瑞等观念支配下，难免会让人产生异象天呈的错觉。

历史时期的云南从不缺乏“彩云南现”的记载。道光《大姚县志》就有三条记录：“洪武十五年，五色云见”；“雍正六年十月，彩云见”；“嘉庆十三年十月六日午时，彩云捧日”。针对彩云频现云南，清人檀萃曾说过一段颇具“科学”精神的话：“滇南独以云南称，为彩云现于南中，今云南县是也。……而云南实以彩云名，故左思赋蜀都为言彩云之所自起也。……玩其词意，似彩云之出，由滇南山川气发而有，然不足为瑞应。前明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及明年二月，彩云先后见邓川，而非良时也。嘉靖二年，新兴、云州俱五色云现，而澄江、蒙化大水，腾越旱。十二、十三等年，彩云见河阳、永昌；二十三年、二十八年，楚雄、哀牢俱告五色云现；三十八年见顺宁；四十八年见永平；隆庆四年，河阳、江川五色霞光见；万历元年，云南县彩云见；十二年庆云见腾越；十四年，五色云见曲靖；十六年见腾越；十八年见蒙化；二十四年见临安；二十六年见云龙；三十七年见晋宁；明年见鹤庆。然祥一而灾百，一难敌百，理势有然，何能怙彩云以自凭？……予居滇久，见滇云薄凑如鳞片，日光映之如霞，滇人辄相惊报，以为彩云。何彩云之易见哉！”檀萃所言，“彩云不足为瑞应”是他的核心观点。然而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云南云象丰富，在古人看来就是代表“彩云南现”的祥瑞征兆。地方官积极向中央王朝呈报此类目击事件，文献中也乐于频繁记载此类现象。

大姚县以东二十余里的紫丘山，部分学者认为即《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禺同山，尽管这一观点无法坐实，但紫丘山云象奇幻多变却是事实。道光《大姚县志》描述：“紫丘山，即禺同山，在东二十五里许。山之石磊砢嵚碕，石之色赭黄绀碧，冲融晕润。自远视之，则缥碧深青，与苍虚一色。白云层层，衬贴岩壑，凸凹如刻画然。其高三十余里。每春烟冬雪，朦胧笼罩，磅礴郁积。气象倏然变幻，每旦生云，其日必雨，历历不爽。旧志谓‘紫丘致雨’。”紫丘山云象奇幻，生云必雨，“紫丘致雨”被列入当地八景之一。

如此看来，“金马碧鸡”传说原生于云象奇观的解释，并非无稽。左思《蜀都赋》云：“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倏忽而曜仪”；《华阳国志》《水经注》《九州记》《后汉书》等早期文献记载均突出了金马碧鸡“光影倏忽”的特征，恐怕只有飘渺无定、稍纵即逝的云象才能与之应合。檀萃所云“左思赋蜀都为言彩云之所自起也”，即是此意。流传于今大姚一带的民间传说故事亦可提供佐证：“古时候，大姚是一个荒凉的坝子。一天清晨，刚露出紫丘山顶的太阳里随着万丈霞光跑出一匹金马，还挂在老西山顶的月亮里伴着一道彩虹飞出一只碧鸡。……”所谓“万丈霞光”、“彩虹”，应该都是传说形成时的云象信息。综上所述，“金马碧鸡”传说形成的环境基础，极有可能就是大姚一带山区的云象奇观。马光复曾对此做过生动的推测：“出现‘金马碧鸡’的紫丘山在大姚县东南部，蜻蛉河下游，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对面是高大险峻的龙山，挡住了阳光的直射，但却有利于其折射，这是‘金马碧鸡’形成的自然条件。雨后，天空中还有大量的小水滴，对阳光有折射作用，树叶上的水滴也是如此，这些水滴在太阳光下形成七种色彩。如果黄色的折射光在特定条件下集中在一起，而又和马的形状相似，这时‘金马’就出现了，并且随着太阳的位置不断移动，这时，‘金马’就在崖间林丛行走，而当折射的光线离开这一地区，‘金马’也就消失了。同理，如果青色的折射光在一定的条件下聚在一起，而外形又像鸡，那‘碧鸡’也就出现了。”

当然，即使“金马碧鸡”传说源于云象的推论不谬，仍有很多疑问有待解答：云象又如何转为“祥瑞”？因自然现象而导致的“倏忽光影”，与《汉书》所载“金马、碧鸡之神（宝）”究竟有何联系？这种联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西汉是崇祥重祀的时代。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汉宣帝则“修汉武故事”，“颇好神仙”，“博尽奇异之好”。宣帝在位共二十五年，《汉书·宣帝纪》所载各类祥瑞达30余次。宣帝朝“崇祥瑞，重祠祀”的社会风气如此之盛，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宣帝幼时因“天子气”因祸得福，在心理上必定非常崇信望气之术；经历短暂的汉昭帝朝，朝政为霍光所把持。汉宣帝出身平庸，欲励精图治，需要祥瑞吉兆的天命支持；宣帝朝降服匈奴，开拓西域，击破南羌，功侔汉武，可谓四夷宾服，要宣扬本朝盛德治平之气象，故而以祥瑞应之。汉代巴蜀地区的方士活动也很频繁，见于史载的巴蜀著名方士即有18人之多。西汉方士文化之盛行，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但以往“金马碧鸡”传说研究从未注意到，云象观测和占候在西汉一代的重要地位。

根据云象的色彩、形状和变化来占验人事吉凶，是西汉非常盛行的一种方术形式，时称“望气”。望气又称望云气、望氛、候气，起源甚早，先秦时期，诸侯、天子垒筑高台，其主要目的就是望气、观星和占风。《左传·僖公五年》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孔颖达正义云：“诸侯有观台，所以望气祥也。公既亲自行此视朔之礼，遂以其日往登观台之上，以瞻望云及物之气色。”望气之术影响西汉社会政治的事例非常之多。在西汉政治舞台上，望气之方士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颜师古注云：“吕后望云气而得之。”鸿门宴前，范增曾劝项羽曰：“吾令人望其（刘邦）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所谓“天子气”，乃是出自望气之方士的伪饰和附会，但至少说明望气之术在西汉的流行。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得幸，贵为上大夫，地位日益隆宠。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新垣平云“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建议立祠，文帝于是作渭阳五帝庙。河决通泗，新垣平云汾阴有金宝气，将有宝鼎出，故于汾阴建祠迎鼎。武帝时，河决于瓠子。丞相田蚡上奏云“塞之未必应天”，“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于是得汉昭帝之母钩弋夫人。宣帝出生不久，罹巫蛊之祸，“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嗣后“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闻言，下令将长安狱中囚犯，“轻重皆杀之”。宣帝因受人保护而幸免。诸多事例表明，西汉望气之术非常盛行，同时也有擅长此术的众多方士活跃于朝廷内外，影响着西汉政局。也正因如此，各地的云象奇观才会引起中央王朝的密切关注。

望气之术，一观其形，二察其色。就观形而言，《史记·天官书》云：“云气有兽居上者胜。”鸡、马在方术中则被视为“火畜阳兽”。《周易·说卦》：“乾为马”，孔颖达正义云：“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也。”邢昺《尔雅疏》引《春秋说题辞》云：“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萧吉《五行大义》云：“午为马、鹿、獐者，午为太阳，马有员蹄，象于阳也。”又引《考异邮》云：“鸡火畜，鸣近寅，寅阳，有生火，喜故鸣。”就观色而言，韬庐子《云气占候篇》记：“若分颜色，亦有常理。黄吉，青祥，白锐，黑藏”，“青、黄为德”。可见，在望气之术的诠释体系里，色尚青黄，形主阳兽。“金马碧鸡”生于云象的前说倘若不谬，在望气观念里即可迎刃而解：鸡、马为“积阳”之“火畜”，完全符合望气之术的云气形构思想；金属黄，碧属青，亦与“黄吉青祥”的尊色观念相符合。《宋书》载有“腾黄”一种祥瑞，与“金马”最为契合：“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御四方则出。”如此来看，“金马碧鸡”最初可能是一种因当地自然气候条件而形成的云象奇观，形似鸡马，色如青黄，浮现于天际，本不足为怪，然而经过方士们运用望气之术的演绎和附会，即生发为“金马腾跃，碧鸡起舞”的祥瑞吉兆。可以说，望气之术在该传说形成中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传统时代的望气之术并非毫无根由，它是扎根于阴阳五行的思想土壤里，在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从云象观测转化为金马、碧鸡之神，还有其他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如：金、碧并非仅仅代表一种青、黄云色，可能还与矿藏有关。学界虽早已提出所谓“金马碧鸡”就是金碧其质、鸡马其形的矿物宝货，但以往研究从未揭示的是：矿产与望气占候之间的隐秘联系。

从字义上看，“金”“碧”原义均指矿物，古人常以“铜”作“金”；“碧”，《说文·玉部》：“石之青美者。”段玉裁注曰：“似玉之石也。”似玉之青石者有多种，如空青、石绿，所谓“碧”就是指此类矿物。空青又名大青、曾青，矿物学上即蓝铜矿，属含铜碳酸盐矿物，是古代重要的颜料，“丹青”之“青”即指此。石绿又称绿青，矿物学分类即孔雀石。空青、石绿均产于铜的硫化物矿床氧化带，常与其它含铜矿物（辉铜矿、赤铜矿、自然铜等）伴生。

自古滇、蜀就是我国铜矿石的富集区域，在滇蜀交界地区尤为丰富。扬雄《蜀都赋》载蜀都之地物产，“其中则有玉石嶜岑，丹青玲珑”。章樵注“嶜岑”云：“言玉石所产如山。”“丹青”之“青”即指空青。李时珍《本草纲目》集解引《别录》曰：“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铜处。”《汉书·地理志》越嶲郡记载：会无县（今会理）“东山出碧”；邛都县（今西昌）“南山出铜”。《华阳国志》载：“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又记会无县有天马河，“河中有铜胎”，“东山出青碧”。从文意来看，又实指天马之“铜胎”。《水经注》“铜胎”作“胎铜”，明人朱谋玮笺注云：“胎铜，即铜璞也。”意即铜矿石。任乃强注云：“会理县以产铜著名，河床有铜矿石岁积，土民以其取之不尽，遂谓为有铜胎耳。”《南诏德化碑》谓：“会川收瑟瑟之宝。”《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一月庚戌，“罢云南会川路采碧甸子。”而今会理鹿厂、金狮厂、分水岭、黎溪、清水河、九道沟等铜厂均见于志书。云南大姚与四川会理地域相接，亦属产铜的主要区域。铜矿是大姚县主要的矿种之一，矿床点多，分布较广，目前已发现的矿点35处，其中即以孔雀石、蓝铜矿为主。作为重要伴生矿物，空青也是楚雄地区的重要矿产资源。檀萃《滇海虞衡志》记：“空青，今名大青、曾青，滇中以为颜料。贡大青出姚安，石青、石绿出安远，响石出楚雄。”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楚雄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有碧藏山。由此可知，今会理、大姚等地历代以产铜、碧著称，自是无疑，然而铜、碧矿藏与望气之术、“金马碧鸡”又有何关系？

古人以为地藏金玉，上必生光芒，形成异象，此所谓“金玉之气”。此后又衍生出矿苗、矿脉说，为古代矿业开采者深信不疑。《史记·天官书》云：“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又云：“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太平御览》引《地境图》云：“钱铜之气，望之如青云。”在传统道家的信仰世界里，“云气”被认为是阴阳相聚而成。《灵宝毕法》载：阴阳相生相成，“见于上者，积阳成神”，而为日月；“见于下者，积阴成形”，而成金玉。“其气相交，而上下相射”，而成金玉之气。故而“金玉之气，凝于空则为瑞气祥烟”。

结合矿藏来看，清人记载体现得更为透彻。宋赓平《矿学心要新编》云：“五行之气运于天，而五材之则呈于地。”又云：“故凡谈矿务者，须知金玉诸宝：其秀天钟，其质地蕴，厥形厥色，皆较然不可或掩。天气清轻上浮，莹然无滓，其氤氲磅礴之气，由下应上。非天自有之而自著者，即如金生于地，原具一种精彩，所以玉蕴山辉，珠怀川媚，内美既精，外观有耀，甚至气达霄汉，以一日之运行，论每早晚呈象于天，其见为红紫黄色。则矿产最旺之处，若天阴暗则不可见，以四时之运行论，春夏冬虽可考验，而要莫如秋日。……余前游印度，道经西藏，由挞箭炉至靖西，大川凡七十余处，小山无数，遥而望之，有光射目，使人不能正视，疑其山皆五宝结成，非土石比也。”宋赓平具体谈到今四川越西县的碧鸡山情形，与上述假设颇可印证：“越嶲厂治东八十余里有碧鸡山焉，堪舆家谓由葱岭发脉而来，其势巍然，雄踞诸峰，面面回合，常有宝气蒸腾，融为白光，亘矗云汉，如俗所谓峨峰佛光者，均金银气也。其迤北二宝山：一金盔，一银鼎。迤东则遍野金沙，直连万石坪焉。细查该山，夷汉之交，错杂而处，横亘数百里，皆产矿区。近数十年，矿苗暴露层峦叠嶂间，奔坠矿石，拣而炼之，辄一火成铜。乾隆间尝有人结队开采，砂丁增至数千。”

循此思路可知，望识金玉之气是望气占候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别，不仅是祥瑞，还是财富的象征。尽管“金马碧鸡”最初是因云象奇观而生，但在方士们的望气诠释体系里，它“金形似马，碧形似鸡”，应该就是代表金玉之气的一种祥瑞吉兆。道光《大姚县志》或许是有力佐证，其就紫丘山之云象曰：“至今山上时有黄白之气，非云非雾，极像马之属，疑为金银之精。屡有裹粮而掘之者，卒无所得而止。”《汉书》两处记载“金马碧鸡”，或“宝”或“神”，可见亦无矛盾，“宝”则是金玉（铜、碧）之宝，“神”则是金玉之气凝聚于上，而“积阳成神”。

关于“金马碧鸡”传说的由来，以往研究者提出的自然现象说、矿产说虽有合理之处，但均割裂了该传说的综合信息，忽略了地理环境和西汉社会动因在塑造该传说过程中的纽带作用，导致无法解析这一传说的形成轨迹。

笔者运用多维贯通的视角和方法，构筑了一条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得出以下结论：“金马碧鸡”传说的生成，一方面是由于大姚一带山区“色似青黄，形如鸡马”的云象奇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该山区铜、碧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西汉“崇祥重祀”的社会背景下，望气之术则成为贯通二者的文化纽带。在望气之方士看来，金马、碧鸡之神的“显灵”，不仅从形态（鸡马火畜），还是其色彩（金玉之气），均符合望气诠释体系下的祥瑞诉求。该区域矿藏富集的事实，更有理由令人确信，云象所呈的“金马碧鸡”，就是一种代表金玉之气的祥瑞吉兆。西汉方士推波助澜，仰望天空，观云察气，以望气之术赋予了这一目击事件理论化的内涵，将之建构为一种金碧其质、鸡马其形，代表金玉之气的“瑞气祥烟”。此后，“金马碧鸡”演绎为传说，载诸青史，流传至今。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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