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性骚扰调查:视黑暗为光明之路

2016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三。那年春天，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能在朋友圈里看到在校园里遇到性骚扰的爆料。

对于这些骚扰事件，不管是爆料者还是围观者，表达出来的大多是情绪非常激烈的指控，我一直对社会话题很感兴趣，就很想知道——在大学校园实施性骚扰的究竟是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在学校论坛上发了“悬赏令”，希望有过被骚扰遭遇的同学与我联系。很快，我和助手从北师大论坛（蛋蛋网）、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渠道，用不完全统计的方式查到了60起性骚扰案例，时间跨度从2007到2016年，对于这些案例，我们通过当事人和保卫处进行了核实，可以保证都是真实的。

信息发布后，我按照收集案例中发生性骚扰的区域、在校园地图上做了标注，做出了一个“北师大防狼地图”，在这张图上，有两个区域分别发生过5次以上的性骚扰事件。

这两个区域，一处缺少监控与照明系统，只有少数女生从这里走。另一处是距离东南门最近的教学楼，东南门24小时开放，而且没有安保和门卫，从作案到逃离校区，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

这些都会导致对骚扰者的抓捕很难进行。我还参与过一次保卫处对骚扰者的抓捕，但最后没有抓到。其实，参与抓捕，我是存有点“私心”的，想在骚扰者被警察带走之前，打个“时间差”简短地聊一聊，可惜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骚扰者被送到派出所以后，往往批评教育，一天后就被放走。我只能通过同学描述、调取案发时的录像，还有阅读文献来试图接近这个群体。

综合我的访谈和调查，对这些骚扰者也能有一个粗浅的画像。我发现，在大学实施性骚扰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非常底层、得不到关注的人，一种是拥有一定的权力的人。

前一类人实施骚扰的方式，多数以露阴、窥淫、纠缠搭讪为主。他们有一定的共性，往往个子不高，被抓住以后非常羞涩，有的几个月不换衣服，甚至能闻到强烈的异味。

一个保安跟我说，他确实认识一个几乎每天来找女生搭讪的男人，他能够理解这个人的心情。因为自己也是外来务工，收入很低，和那个人一样，属于不会被女孩子瞧得起的类型。这名保安说，如果对方真的做出露阴、窥淫一类的行为，他会抓，“（如果只是）每天搭讪，只要他行为不过界，我还是闭一只眼吧。”

其实这也和北师大一直以来的宣传有关。在对外自我宣传中，北师大惯于强调这里悬殊的男女比例，释放出一种在北师大找女朋友成功几率更高的信号，但对于性骚扰者来说，也意味着这里更适合下手。

我接触时间比较长的，是一个本校学生骚扰者。那是一个大二男生，在教学楼的女卫生间里窥淫，被抓了出来。他来自农村的特困家庭，恋爱史一片空白，上大学以后接触到黄色网址，从此无法自拔。在校方建议下，他主动退学回家重新高考，我通过一张快递单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拨通电话说明来意以后，他反问我：“怎么就盯着这事儿不放呢？”过了一会儿，男生的母亲把电话打了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求我放过她的儿子，抱怨校方太过苛刻，说孩子一直很乖的。后来带着哭腔问我：“同学，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孩子上了两年大学，就变成了这样？”

这个问题我没能回答，但在我的调查和思考中，也有一些答案——这些人在外貌和经济阶层上往往是不受异性欢迎的类型，以往与异性的交往中，也有过失败的经历，就越来越不知道如何与异性相处，越来越自卑，到最后，往往会做出一些越界的行为。

而另一类人的状况却截然相反。

2016年6月6日晚上，有学生向我举报，我校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性骚扰了自己的朋友。第二天晚上，我会见了这名被骚扰的女生和她的男友，了解了情况：

大约一个月前，这个女生下课取自行车时，代课教师S教授上前搭讪，加了她的微信。之后，S教授多次试图邀她去KTV或者茶馆，女生担心一直拒绝会影响课程成绩，最后决定还是去见一面。在茶馆包厢，S教授与女生握手两三次，之后又五次试图强行拥抱女同学，并且亲吻女生的脸和脖子，女生一直拒绝，S教授依然索抱。

和普通的性骚扰不同，当性骚扰者是学校里的老师、拥有权力关系时，取证和反性骚扰就变得困难得多。为了拿到有效证据，一位女生自告奋勇去充当卧底，我和她订了一个原则，不勾引、一定要坚决反抗，我们把这次行动取名为“黄雀行动”。

这位女同学添加了S教授的微信，称有意向申请国外某方向的研究生，希望S教授能推荐几本相关的书。S教授聊了几句，便让女生把自己的照片发给他，之后在当天约女生去茶馆喝茶。

我给这位女同学配备了针孔摄像机和带摄像功能的手表，我和几位男生等在茶馆不远处，以“收作业了”为暗号，万一遭遇不测，就冲进去解救女生。

在茶馆，女生的遭遇和举报人有些类似，没聊几句，S教授试图拥抱她，女生坚决拒绝，S教授不高兴了：“你这还是要去国外留学的人，一点都不open，国外都是这样的。”之后，他的态度冷了下来，拿起女生佩戴的手表仔细观察以后，没有再进一步动作。

我把这些材料交到了学校纪检委，2016年8月31日，北师大通过官方微博回应，学校已于暑假前启动调查。就在那一周之内，我又接到了关于S教授的另外三起举报，最早的已经在十年前，四五个举报者排着队去纪检委做旁证，我们的诉求是，将S教授从北师大教师队伍里除名。

后来，我把所有的调查结果写成了一篇报告，取名为《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因为北师大地处铁狮子坟，我希望这份特殊的报告能打破这份沉默，形成力量。

报告发出后不久，东南门就进行了改造，在地图里标注的性骚扰事件的高发区域也安装了报警装置。不到一年后，2017年4月25日，北师大人事处发布处分，将S教授调离教师岗位，从二级教授转为出版编辑序列。

作为一个个体，我想我的报告已经取得效果了。

现在我已经毕业了，但仍在关注相关事件。今年，高校性骚扰学生事件频繁曝出，事件中的主角也都是“有权力的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有更多的约束，制度约束以及自我约束，特别是后者，男性需要学会真正地去尊重女性。

我曾在一个PUA群里卧底。PUA（Pick-up Artist）俗称“泡学”，是一种教男性用各种话术和方法迅速“搞定”女性的课程。在这个交流把妹技巧的群里，我见到了一个平日里在学校“德高望重”的师兄，而他最引以为傲的谈资是，自己成功睡了多少个女生。

“什么样的骚扰算性骚扰，
以及高校应该做什么？”

2016年，我开始做《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的时候，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人回复。我们最初在网上发放问卷，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多份回复，几天之后，收到了好几千份。

最终，我们收回了有效问卷6592份，有580人留下了电子邮箱，邮件联系以后，我们收到了几十份详细的当事人口述。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样本量最大的一次性骚扰调查。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性骚扰的实施者中，半数为同学及校友，学校上级占9.1%（以人次计算）。其中，经历过性骚扰的人，有12.4%感到严重影响了人际关系和交往，1.9%有过自残或者自杀的倾向或行动……

调查中最夺人眼球的一个研究结论是——“中国大学生7成遭受过性骚扰”。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但时间却不仅限于在高校期间，而是涵盖整个成长过程，因此，这个比例看起来会非常高。而这个结论也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怎样的骚扰才算是性骚扰。

在我们的定义中，讲黄段子等“性别骚扰”也是包含在其中的，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可，但是，事实上，这是同学、校友间，最常见的性骚扰形式。

一个女大学生在邮件中向我们讲述，她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是与男同学约着夜跑，结果，一群人在底下留言，“男生为什么要这么晚了约你出去夜跑呢？因为夜（约）跑（炮），跑完之后可以去宾馆了”，“呦，夜（约）跑（炮）去了？”这让她感觉又恶心又生气，把留言的人都拉进了黑名单。

而另一种发生在师生之间的骚扰会更难界定，因为当事人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被骚扰了，也不知道该去跟谁说。

比如，在学校的游泳课上，有学生被老师摸了隐私部位；还有在技校的按摩课上，所有女生被要求脱到只剩内衣内裤学习按摩，这种肢体接触让她们不舒服，但又好像是课程所需；还有前些年爆出的，体育课老师疑似在教乒乓球时，把手放在女生胸部附近。

对于这种骚扰，有的高校学生自发组织了防治校园性骚扰小组，我们也在帮助其中的一个调查一位因为搂抱、摸脸被学生举报的老师。

其实，做调查并不只是为了展示现象，比现象更有意义的是解决问题，更好地保护被骚扰群体。但这一点在现实中的状况的确不容乐观。

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遭遇性骚扰以后，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沉默或忍耐。真正向校方或者警方报告、报案的人不足4%，其中，对警方处理表示满意的不到四分之一，对校方处理满意的约占五分之一。也就是说，每100个被骚扰的人中，只有不到1个人能得到满意的处理。

同时，在调查问卷中，对于“你所在的学校是否有关于防治性骚扰的培训/讲座/课程”的问题，选择“有”的人只占5.4%。

在做研究的同时，我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给113所211高校去信，要求公开关于校园性骚扰投诉和举报等问题的情况。结果只有16所高校真正回复了我们，共计只接到3起涉嫌性骚扰的投诉和情况反映，只有13所高校开展了防治性骚扰的教育，没有高校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有超过四成的性骚扰在校内的公共场所发生。

做这个报告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觉是，人们太需要被教育了。女性要变得更强大，学会保护自己，被各种“霸道总裁”剧洗脑的男性也要学会尊重女性，甚至一些家长，对孩子保护的缺失也到了无知的地步。因为反馈的邮件中，有人说小时候去父母朋友家过夜，裸睡在叔叔阿姨中间，夜里被猥亵。之后再见到那个叔叔，她本能地抗拒被抱，还被家长批评不懂事。

当然，事实也不完全是令人绝望的。我们调查的样本也说明了这一点，93%的问卷来自27岁以下的年青人，71%的受访者年龄在18-22岁之间。我们组织的“一人一故事”剧场，鼓励在场者讲出自己被性骚扰的故事，原本担心没人上台，没想到在场的年轻人们抢着去讲。

今年，从陈小武到张康之，高校性骚扰越来越多地爆出来，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受害者们也互相鼓励着，愿意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这份报告做完以后，我牵头成立了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现在和其他公益人士合作，在帮助一些被骚扰者的同时，也在编写剧本、拍摄反性骚扰题材的纪录片。前不久的五四青年节，我们把这份调查报告和一封倡议书寄给了教育部和112所高校，倡导建立防治性骚扰的制度。

按照时间推算，那112所高校应该已经陆续收到我们寄出的倡议信了，我估计能有10所回复就算不错了，也可能都不超过5所。不过有一所高校信访办的老师以个人身份给我打了个电话，赞赏了我们的倡议，这让我挺欣慰的，因为这让我觉得，现实并不是铁板一块。

“反性骚扰不是几所高校的事，而是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

我今年24岁，在温哥华读社会学。我一直很关注国外的#Me too运动，今年年初，看到罗茜茜举报陈小武的新闻，我立刻转发到朋友圈：“从2017年由硅谷到好莱坞而后席卷全球社交网络的‘#Me Too’运动，到2018年初的300名好莱坞女星发起的Time's up，这不是结束。2018，#Me too在中国，才刚启航。”

我在国内的微博上搜了搜“me too”，发现内容多数和娱乐八卦有关，并没有和反性骚扰联系在一起。我们与国外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性别不平等、性污名化还比较严重，我想要建立这样一个话题，让“性骚扰”这三个字不再遮遮掩掩，进入公众议题。后来名字几经周折，现在变成了“米兔在中国”。

在我看来，性骚扰本质上就是一种性别不平等。我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婚姻里面的不平等现象。我还在国内读书时，就已经开始关注性别话题，还和朋友在成都一起成立了一个catch up性别平权工作室，致力于传播性别平等意识。来到国外读书以后，我更真切地感受到环境的差异。

我现在所在的学校，非常注意对“同意”这个概念的教育，在厕所、宿舍、教室都会有一些宣传单，写着“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是可以进行性行为的吗？”

我认为，国内缺乏对女性“我什么时候愿意和你发生性行为”的教育，很多男性也不知道怎么去遵从女性的意愿，什么信号是愿意和你发生性关系，什么信号不是。

而在大学校园的“反性骚扰”机制上，我们和国外也有很大区别，这可能也是这几年中国大学校园性侵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的很多高校，对于反性骚扰，是有一套明确的制度的。比如有第三方进行搜证，有明确的反性骚扰网页和政策，有的学校在处理时，还能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让双方坐在一起谈一谈。

我们在国内高校进行反性骚扰调查的时候，有老师很困惑，防止有性骚扰的嫌疑，以后是不是不能关心异性同学了？其实这种界限的划分，是可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让老师和学生都知道界限在哪里。

我所在的学校，对于老师和学生的日常交往，规定也很仔细。比如平时学生和老师的交流都用电子邮件，不会用微信这种日常社交软件，目的是把工作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严格区分开。

有一次，我在电子邮件上问了老师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老师回复我说，按照学校规定，师生不能交流这个，这是违反规定的。

我觉得对待性骚扰，国内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国内时常把性骚扰看做师德问题的一部分，是老师个人的事，而国外则把它看做是单独的社会问题进行解决。

因此，在主持“米兔在中国”这个话题时，我们希望做的不是宣泄，而是能够推动制度的建设。春节前，有94所高校的8000多个同学发起联名信，向自己的学校提出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议，我们把这些建议简单地总结成“五个一”：

▶给全校每一位教职工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

▶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反性骚扰的课程；

▶每学期展开一次性骚扰的网络调查，让学生可以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

▶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

▶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

有的学校让我们非常惊喜。比如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开信凌晨2点发送到校长信箱里，当天早晨8点，校长就与一位同学进行了会谈，并在后续回复中告诉同学，学校已经在拟关于建立防治校园性骚扰机制的草案，而且包含了联名信中提到的“五个一”建议。

当然，这样的学校很少，更多的学校还是会忽略，好像从来没有收到信一样。但随着之后一系列校园性侵事件的爆发，情况真的在慢慢好转。

几所知名高校都集中推出了反性骚扰的条款，这其中包括人大，也包括北大。人大将 “与有利益关系的在校学生发生恋爱关系”等都列为师生关系方面的违规行为，北大也在启动成立“反性骚扰专门委员会”。

我也知道，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社会和个人，可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反性骚扰不是几所高校的事，而是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与制度建立同样重要的、也同样不易的还包括每一个当事人的态度，能多大程度上保护自己，以及受到骚扰后是否真的有勇气站出来。

我自己也遇到过性骚扰。那是在温哥华当地的一家华人超市，我独自在卫生巾区域闲逛，一个露阴癖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实施了骚扰，场面很恶心。我知道，在那里，只要我举报，一定会有人把他赶出去，让他受到惩罚。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还是惊慌失措地扭头就跑。

这件事让我非常非常自责，因为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制度环境下，作为一个反性骚扰的发声者，我在当时还是和绝大多数受害者一样，选择了逃避，而不是勇敢地站出来。

“学术性骚扰，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操纵”

在反对性骚扰的工作中，我首先扮演的是记者的角色。

2014年，厦大吴春明“诱奸”学生案中，我跟进了半年，和两位投诉者都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之前，我做过很多起职场和学校性侵害案件的报道，这个案件中让我有机会介入的契机，是一封联名信。

两位投诉者在网络上匿名爆料，调查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厦大历史系122个学生写了联名信，声援吴春明，谴责投诉者，而且这122个人中，三分之二是女生。

后来调查证实了吴的性侵行为。一个参与联名的女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吴老师的女学生数量很有限，如果真像汀洋（爆料者）说的很多女生被他‘诱奸’，那大部分吴老师的女学生都躲不开这个嫌疑。”为了不被舆论羞辱，有的女生宁愿支持加害人，伤害受害者。

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性骚扰不同，学术性骚扰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操纵。

我发了一条微博，表达了想要寻找更多被骚扰者访谈的愿望，令我意外的是，联系我的人中间有三个人与我其实先前认识。她们中有人曾略微提起过被骚扰的事，但从没有详细地说过。我又在网络上找到了另外四个样本，这七名访谈对象刚好涵盖了从本科到博士生，骚扰者也包括了本科任课老师、导师、带教老师和校领导。

与我之前在采访中接触到的被骚扰者不同，这7个人都没有和骚扰者发生性关系。但对她们而言，谈论这些事还是非常困难，有人完全无法用语言直接说出，打字沟通才能稍微好受一些。还有一位，在我想要再深入提问的时候表现出抗拒，尽管问题没有冒犯性，也让她感到十分不安。

我们很难想象这种经历对受害者的伤害有多么大，就算没有经历发生性关系这样严重的后果，在老师提出骚扰要求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已经被破坏掉了，比如对人的信任。

我的一个访谈对象，被骚扰时刚刚大二在读，因为要办活动，联系了一个据说很开明、对学生很好的校领导。结果校领导找机会把她载到自己家，拥抱亲吻，还要求她认他做“干爹”。

女生之后尽可能地回避与这位领导接触，还换掉了手机号码，结果还是被对方在众目睽睽下要去了新号。她不敢完全拒绝和对方在公开场合接触，因为觉得“他捏死我很容易”。因为害怕被报复，整个大学期间，她不敢交男朋友。平时和男老师说话，“两人距离少于半米就会觉得心里不安”。

国外研究表明，研究生比本科生更经常遭遇性骚扰。我也在访谈发现，对学生影响最消极的性骚扰往往来自于研究生导师。

现行制度下，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一旦形成就很难取消，尤其是博士、博士后和导师，基本是一种类似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除非是出了大事，否则包括学校组织内的关系，其他的老师、行政管理者，都是很难去干预的。

所以对学生来说，这个关系是没有退出机制的。唯一的退出机制，可能就是完全放弃自己设定的发展道路。我访谈的7人中，1人延迟毕业、两人放弃了继续深造。

这些事实骚扰的老师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力。有的骚扰者已经摸索出了一套“驯服”“猎物”的方式，他们的“套路”就像设定好的程序，在多人身上重复出现。

比如广州大学城一案中的黄某，对感兴趣的女生，会在培训课上猛批她，让她丢面子，然后再夸她，被影响到的女生从战战兢兢到如沐春风，把肢体骚扰视为师长的关爱。此外，黄某还利用所谓“心理咨询”的机会，让学生大哭倾谈心结之后开始性的抚摸。

吴春明也是一样，在公开场合训斥学生，然后私下抚慰，用这种方式操纵学生心理，把权力用到极致。

有的受害者选择反抗，对老师的骚扰激烈反抗，把老师的眼镜都打掉了，但事后又不得不去向老师道歉。有的则像房思琪一样，把自己想象成是对方的女朋友。结果在求得心理安慰的同时越陷越深。在外界的评价体系中，往往要求被骚扰者明确地反抗，但在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这更像是一种苛求。

今年以来，学术性骚扰的事件集中曝出，处理上十分铁腕，很多高校也出台了相关防治性骚扰的政策。但是我觉得，学术性骚扰不应该放在师德的框架里来处理，而应该从权力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一方面对老师的权力进行分权，不让一个人在学术上一手遮天，同时建立导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解除机制，甚至是共同导师制。

我们总结过国外高校防治性骚扰的措施，有很多可行的细节可以借鉴，比如一些学校老师的办公室，门上会有一个透明的小窗，还有的会议室是玻璃的，这其实就是让工作中的互动，尽量地实现在空间上的透明化。

师德的建设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男性学者群体中，建立对性骚扰零容忍的观念——因为相对而言，很多女性学者对性骚扰早已深恶痛绝，而无法改变圈中的文化气氛。但不能仅仅从原则上粗疏地说不能实施性骚扰，或者说不能滥用权力，而是应该让老师也明白，哪些是不应该做和应该做的事情。

除了制度，防治性骚扰更离不开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修改，首次把性骚扰列入其中。我原本很喜欢的一个报社评论版发文，竟然说这是不必要的法，错误的立法，我写文章去理论，结果没有刊登。

某种程度上来说，那是我决定转型的开始，从调查记者转向致力于再传播和女性平权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