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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外交史，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1927年至1950年中英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与争论》等，并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1949年4月举行的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关系到中国以什么方式统一的问题，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的走向和远东格局的演变。对和平谈判持什么态度，是顺应还是悖逆历史潮流，不仅是中国社会各界也是国民党内各大派系必须考虑的问题。CC系作为蒋介石集团内与新政学系、黄埔系鼎足而立的一大派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骨干成员包括张厉生、洪兰友、谷正纲等人，其政治立场令人关注。尽管学术界探讨了国民党一些主要人物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的关系，但是尚未探讨CC系的态度问题。鉴于此，本文以CC系陈立夫为中心，根据时局的演变，对此加以分析探讨。
一、孙科内阁的组成：和战难定
就国民党来说，国共北平和平谈判包括国民党内提出和谈、要求中国共产党和谈、举行和谈三个阶段，CC系的态度可以相应地分为反对和谈、阻止和谈、破坏和谈。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反对和谈的。
根据英国驻华使馆代理馆务的蓝姆（Lamb）1948年8月18日致外交大臣贝文（Bevin）的电报，国共和谈谣言的最早传播，同新政学系张群这年晚春秘密到北平会晤周恩来或任弼时的代表有关。是否能够追溯到1948年晚春值得怀疑，至少可追溯到1948年夏。由于在战场上接连失败和法币崩溃，国民党内出现了“和平运动”，主和派张治中、邵力子等人提出以和谈解决共产党问题。8月14日，蒋介石一度也“起了和的念头”，同张治中、邵力子协商如何进行。但在8月16日，他以为金圆券改革能解决财政问题，“还可以打下去”，因此否决了主和派的提议。陈立夫当时在欧美，虽然尚不清楚CC系的具体态度，但是可以断定是反对“和平运动”的。
然而，随着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的进行和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国民党内的“和平”呼声又高涨起来。蒋介石反复思考组成什么样的内阁来应对国共和谈并服务于自己的战略意图。CC系反对和谈，陈果夫指责“局势日益严重，上海谣言更多，不堪入耳”。他们处心积虑谋划如何组成战斗内阁，坚持“剿共”。这样，蒋介石、主和派、主战派的焦点咸集于新内阁的组成上来。
陈立夫企图出任行政院院长，但未能如愿。在6月翁文灏内阁组成时，蒋介石要陈立夫到英美两国去考察民主政治，并带去给美国纽约州州长杜威（Thomas Edmund Dewey）的信函，帮助其竞选总统。陈回国后对蒋提出，英国是“民主政治的先进国家”，“表面是两个党，彼此对立，唯对国家真正重要的问题……还是要事先商讨”，这是要求蒋事先与他商讨。11月4日至6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谈对美外交，“商讨改组政治会议与行政院之要务”，“商议中枢组织要旨”。陈立夫原打算在杜威当选后“出而组阁”，但随着杜威落选，陈“扫兴而退”。他对蒋介石说：“比我资历老的前辈很多，应该先考虑他们。如真正找不到人的时候再考虑我。比如王宠惠、孙科诸先生就是比较适当的人选。”陈立夫之所以推荐孙科，一是“政府已酝酿迁至广东，如孙科接任行政院长，他是广东人，必收地利人和之效”，二是孙科接任行政院院长后不能继续担任立法院院长，而作为立法院副院长的陈立夫可依法代理院长。
蒋介石曾考虑以胡适担任，但胡适也推荐孙科。本来，胡适的立场与CC系一致，他强调“和比战难”，声称“看目前的情形，还只有打下去这一条路”。但是，胡适11月16日所提“自己有权组织内阁”的条件，不仅蒋介石不接受，CC系也反对。胡适最终推荐了孙科，看来他认为孙科可以获得CC系的支持。
除陈立夫、胡适外，下列人选也在讨论之中。其一，主和派张治中、邵力子。但是，陈立夫等主战派坚决反对，蒋介石也希望组成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其二，新政学系张群。根据新政学系骨干分子熊式辉所言，新政学系和CC系频繁就国共和谈问题进行协商，因而陈立夫“提请张群组阁，愿力为支持”。但是，由于蒋介石不接受张群提出的“比翁文灏内阁握有更大的权力”“不像翁内阁时期那样先请示”的条件，张群不愿组阁。其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陈立夫也支持，因为吴是他竞选立法院长最主要的对手。但是，蒋介石因1948年10月吴铁城曾要求他下野和谈而否决了这一方案。
这样，人选最终集中在孙科身上，孙科也打算出任行政院院长，以自己的条件和独特的家庭背景（即作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唯一嗣子）尝试和谈。蒋介石于11月26日分别召见李宗仁、张群、陈立夫、吴铁城、吴忠信等人，宣布推举孙科为行政院院长的决定（6）。随即，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对孙科的提名。孙科表示，国共之争不是党派之争，战争的意义在于抵抗“共产国际第五纵队”，他将“在与人民合作之基础上，为国尽力”。在尝试和谈时，孙科又强调：“我们将接受经由谈判获致的和平，但不接受下流的投降。我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实现光荣的和平。”这应该是孙科在出面组阁前同蒋介石、陈立夫沟通过的。（孙科）
孙科组阁面临是组织战斗内阁还是主和内阁的争吵，陈立夫力主组织战斗内阁。孙科于11月27日邀请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陈立夫这“国民党高级领袖四人”入阁，“想借此获得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支持”。12月初，CC系提出要组织坚强有力、富有改革性的内阁，“行政院应罗致党内外民主进步之士参加”，“行政院各部会首长，应以廉洁苦干对改革有信心有毅力之人士担任”。陈立夫宣称国民党能够守住长江一线，要求美国认识到“中国的战争是整个抵抗‘共产党侵略’的战争之一部分”。他进而提出：“美国对于军事援华是否附有条件。如果有的话，中国政府想早点知道，是些什么条件。”所谓条件，自然包括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什么样的内阁，是战斗的还是主和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指出：“蒋介石是站在将战争继续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上的，而他周围的CC派集团也站在和他相同的立场上。”
12月中旬，和战之争更烈，CC系反对和谈。12月10日，孙科与张群、陈立夫、张治中、邵力子商讨是“和平或者继续内战”。同日，立法院秘书长陈克文的日记说：孙科希望吴铁城、张群、陈立夫、张治中、邵力子五人入阁，除陈立夫外，“余人均表示不肯入阁”。中央社上海电则称，张群、陈立夫、张治中、翁文灏等“对入阁一事原则上均已同意”。路透社上海电称：“张群将屈就行政院副院长，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胡适做教育部长或外交部长，而吴铁城出长内政，陈立夫出长财政，并以邵力子为不管部部长。”陈立夫、王世杰、胡适“反对跟中共谈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则提出“请蒋下野以便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邵力子虽然打算参加内阁，但是因陈立夫反对而决定不参加。由于是和是战难以定夺，孙科内阁在20来天里未能组成，孙科12月17日对司徒雷登抱怨说：“行政院关于和平或战争的任何决定都要提交立法院审核，立法院……约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却是在CC派控制之下。”
蒋介石曾于12月13日与李宗仁商定圣诞节“主动下野”，因此要求孙科内阁赶快组成。在12月18日陈立夫晋见蒋介石“陈述组阁意见”后，蒋于12月21日将“各部会首长名单修改办法”交给孙科。12月22日，孙科内阁名单公布。显然，陈立夫的意见发挥了作用。在蒋介石交给孙科的名单中，作为内阁重点的六名“不管部政务委员”，CC系占了两名，即陈立夫、张厉生，此外还有一个原属CC系、后被蒋介石分化出来牵制陈立夫的朱家骅；在其他阁员中，CC系骨干分子洪兰友、谷正纲分别担任内政部长、社会部长。因此，《中央日报》强调指出，孙科内阁“是戡乱作战的第二任内阁”。
本来，在已经不能战而必须求和的情况下，国民党各派理应组成主和内阁。然而，正如英国驻华大使施蒂文森（Stevenson）在12月22日给贝文的报告中指出：“那些不兼部会的政务委员，明显的任务就是制定政策总原则。陈立夫是其中之一，他是作为张治中、张群的反对派出任的。众所周知，两张赞同与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蒋介石总统已经给孙科制定了准绳，同时将陈立夫和吴铁城塞进内阁中，使孙科无力采取措施推行‘光荣的和平’。”在后来一份报告中，他进一步认为：六名政务委员代表了对国共谈判的不同态度，张治中、张群赞同和谈，陈立夫赞同由美、苏、英、法四国调解。虽然孙科强调不能完全关上和谈大门，但是因态度不一致，和战政策难以确定。
综上来看，国民党内在1948年夏就出现了“和平运动”，蒋介石置之不理，CC系也反对。随着三个问题的出现，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和谈：“第一，山东省会济南以及沈阳的陷落；第二，金圆券币制改革的失败使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第三，杜威竞选总统的失败，南京曾指望他迅速增加援助。”但他却又声称：“与共产党言和，无异于投降”，“如果其他人赞成谈判，他在必要时就单独和共产党打下去”。在这双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组成一个表面上寻求和谈而实际上要战斗下去的内阁。这遭到国民党内主和派的反对，他们要求组成主和内阁。陈立夫反对“和平运动”，坚持“剿共”。他到美国原本是帮助杜威竞选总统，然后回国组成战斗内阁。杜威竞选失败，陈立夫组阁计划随之搁浅。尝试和谈以追求“光荣的和平”却又赞同打下去的孙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陈立夫的支持，出面组阁。要和谈，就要组成主和内阁；要打下去，就要组成战斗内阁。由于和战难定，孙科内阁不伦不类，但基本上受主战派控制。陈立夫为孙科组阁作出了两大“贡献”：其一，未能如愿出任行政院院长。其二，未能退而求其次竞选立法院院长。蒋介石提名孙科后要求陈立夫不要参与立法院院长的竞选，陈入阁担任政务委员。因此，陈立夫后来自称：“如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显然我受损失最大。”
孙科内阁组成后，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发展到桂系，桂系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介石则表示不到最后一刻决不下野。CC系主战的态度在蒋介石下野问题和元旦文告中反映出来。
在国民党各派为组成什么样的孙科内阁而用尽心机时，蒋介石在淮海战场的主力部队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先后于11月22日、12月15日被全歼，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于12月4日被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桂系企图出面和谈与中共“划江而治”，因而白崇禧望蒋介石“下野之心甚切”，于12月24日致电要求蒋在其主力兵团损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要再犹豫，应该“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蒋介石一度考虑下野，但白崇禧来电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指责桂系“求和”是“甘心接受无条件投降与毁灭国军”的行为。在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之际，白崇禧再次致电蒋介石，请他抓紧时间作出决断。这使蒋介石进一步肯定桂系“今竟不惜勾结共匪……而协以谋我”。
CC系反对蒋介石即刻下野。陈立夫于12月24日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对美国发出警告”，宣称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中国，便是美国在反共的冷战中遭受一次损失”。他提出：“虽然政府所面对的局势是严重的，但美国给中国足量的援助以阻止共产党的进展，还并不太迟”。至于“和谈”，他提出“必须有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必须有内战中的此方或彼方，或者第三方面出而主动”。他宣称：“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可能性。”这样，他宣布了蒋介石引退时机并未到来。同时，CC系分子指责白崇禧“拒命”“逼宫”。
陈立夫发表谈话之次日即12月25日，中共宣布战犯名单，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名列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之后而为第七、第八，另一名CC系分子张厉生名列第十九，本属CC系的朱家骅名列第二十。12月26日，蒋介石召集李宗仁、张治中、张群、吴铁城、陈立夫商议，决定要求美、英、苏、法四国调停之事。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陈立夫随后“代表中国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建议成立四国委员会，以便在蒋介石政府与中共之间进行调解”。可见，陈立夫赞同“第三方面出而主动”并亲自向四国提出了要求。
至于蒋介石是否下野，陈立夫在蒋12月27日对其“告以辞职决心”时“极为赞同” 。但在12月30日，陈立夫反对下野，反对“让李宗仁继承蒋介石而独负政府的责任”，宣称“唯一的出路是作战到底”。同日，谷正纲在行政院会议上也与张治中争辩，“至有比张为秦桧之语，几至冲突”。在12月31日蒋介石召集的晚餐会上，陈立夫、张道藩、谷正纲、谷正鼎等CC系领袖和骨干分子再次反对蒋介石下野，一方面宣称“文告一发布，我们的党政及地方必然分裂”，一方面认为“总统一下野，必致树倒猢狲散，这是替‘共匪’行计”。众所周知，蒋介石1949年发表的元旦文告，其“经典”之处在于提出引退与国共和谈的先决五条件，以及如果中共不接受蒋介石就要怎么做的“决心”。文告宣称：“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文告宣布：国民党之所以“戡乱”，是由于共产党“叛乱”。“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
这些“经典”与CC系密切相关。1948年12月30日早，蒋介石令陈立夫“主持修正明年元旦文告稿”。文告发布后，司徒雷登报告美国政府指出：“可以说大元帅提出的五条每一条代表了国民党各派的重要主张。他力图使各派调和起来，却使各派分歧进一步加剧。共产党的反应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是不妥协的。共产党为成功而欢欣鼓舞，又因为胜利在望，所以打算一劳永逸地消灭所有国民党的罪恶影响，这确如陈立夫及其支持者一贯强调的关于共产党的见解。”这就说明了CC系的反共决心及对蒋介石的影响。在另一份报告中，司徒雷登阐述了蒋介石“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决心继续“戡乱”与CC系的关系：CC系一方面“称赞总统对自己未来的地位并不关心”，因为“伟大的政治家仅仅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一方面强调“战争只是实现和平的方式，如果共产党真正希望和平，就没有理由拒绝和谈”，但是，“和平的唯一条件是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和政府的民主形式”，“和共产党无条件的和平就是投降，丧失国家独立”。总之，文告深刻体现了CC系的反共态度。文告发布后，南京传出消息称蒋介石决定引退，CC系极力反对，称这“可能造成恶劣之后果”。
1月8日，吴铁城以外长身份正式照会四国要求调停。四国随后答复“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由于由“第三方面”出面的希望落空，又由于杜聿明所率领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兵团于1月10日在淮海战场上被歼灭，蒋介石开始考虑“此方”主动。1月13日晚，他召集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张群、张治中和陈立夫商议，指示后三人“寻求与中共直接接触”。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针对蒋介石元旦文告宣布的五条，提出国共谈判八条原则（以下简称“八条”）。蒋介石10点从广播中听到后当即召集陈立夫、谷正纲、彭昭贤、李惟果、黄少谷、陶希圣等10余名心腹会商。蒋介石“一度决定下野”，但在陈立夫等人力劝“30年经验，一走就完了”之下，“拟以出巡名义赴台，不宣布去职，以保留机动”。会商还决定：其一，“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延长三个月时间，在江南练出五十万军队。”其二，“由蒋保持对‘和平运动’的统一领导，受领导者概予保护，不受蒋领导者授权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予以‘制裁’。”
1月15日，CC系分子纷纷对八条表态。洪兰友称：八条“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无需过分重视”。谷正纲称：“共党根本无和平的诚意，这实在不像是和平的条件，而是要政府无条件投降。”朱家骅虽同陈立夫有矛盾，但也反对八条，宣称：“总统元旦文告发表以来，全国各地民意机关纷起响应，乃新华社记者的评论与毛泽东所提的八点要求充分显示中共之真正面目，而益见其穷兵黩武，蔑视国家民族利益。人民虽切盼和平，政府虽重申和平的决心，但和平不能片面获致，则和战的责任谁属，更已大白于天下。中共纵然如此，但我们固不必失望，一面仍应再接再厉，促其猛省；一面并须各自奋战，提高警觉，加强信心和决心，所有爱好自由人士更应团结起来，努力革新，来捍卫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保障人权和民主的生活方式，维护文化和思想学术的自由。”至于陈立夫本人，则拒绝表态，称“最好少发表个人意见，还是多听政府意见吧!” 但在次日蒋介石的晚餐会上交换对八条的意见时，他指责邵力子“接受八项和平条件”之主张是“无条件投降”。尽管CC系反对八条，但是阻止不了国民党内的“求和”步伐。1月17日，孙科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洪兰友等人商讨八条，“对政府究应采取何种态度一点，未获结论”。1月18日，坚决主战的谷正纲请辞，宣称“政务官之进退，应以政策为依据”，且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应保持其革命之立场”。1月19日，行政院作出“要求共产党无条件停火并立即进行和谈”的决议。1月20日，孙科主持中政会会议，尽管陈立夫、谷正纲也与会，但是会议追认了行政院决议。新闻局局长沈昌焕解释说：“行政院为遵从人民之愿望起见，特于昨日发表声明，表示政府愿与中共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开始和谈。此举充分显示政府业已进一步的蕲求和平，且再度证明政府愿早日恢复和平的诚意。今晨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广泛讨论时局，并追认行政院昨日之决议案。”
1月19日，蒋介石召见孙科、张群、陈立夫三人“商讨‘引退’问题，历二小时之久”，“表示决定引退”，但CC系反对。司徒雷登称：1月20日午后，CC系分子潘公展、徐新余、赵棣华等人“企图说服我说蒋氏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扔下就走的”。在蒋介石1月21日宣布引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CC系分子“失声痛哭”。张道藩宣称：“我们只有一个政党，这就是中国国民党；我们只有一个国家，这就是中华民国；我们只有一个领袖，这就是蒋总裁。”“假如总统这个时候引退，任何人没有能力维系全局，而且全国军心民心大受影响，不到三个月，戡乱战事必完全失败，无论如何请再加考虑。”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
CC系竭力主张蒋介石不能辞去总统职务，建议采取“引退”方式以便东山再起。在他们眼中，“引退”同“隐退”。李宗仁的心腹甘介侯对司徒雷登称：“原本隐退的条件经下午两点半钟二陈（CC）集团谒见之后颇有所改变，可是最后又不改了。”是什么“条件”改与不改，有些模糊，但据李宗仁指出：蒋介石在桂系强烈反对下同意将文告中“暂行引退”改为“身先引退”，CC系强调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到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时指着陈立夫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就是你们一班人。”他“愤愤地誓言再不入中央党部的门”。这个发泄并非空穴来风，据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何应钦曾透露，张道藩、洪兰友也曾要求蒋介石“先到欧洲然后到美国，以便观察其他国家的生活”。但是从前述情况来看，虽然陈立夫一度表示赞同下野，但基本上他和其他CC系骨干一直顽固地反对下野。最终蒋介石决定引退而不是下野，亦即隐退而未辞去总统职务，也受到CC系的影响。在国共谈判问题上，CC系一开始就反对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的主张。由于求和已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CC系无法亦无力阻止。于是，它建议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提出和谈的五项条件，得到蒋介石的采纳。这不仅是要堵住国民党内主和派的嘴，也是蒋介石和CC系“决心与共产党继续战斗的明确声明”。杜聿明集团被歼灭和毛泽东八条谈判原则声明发表后，蒋介石决定引退，CC系亦同蒋介石共进退。1月22日，陈立夫向孙科提出辞去政务委员职务，“离京返里。”1月23日，谷正纲再次坚辞而到广州，声称“正纲此次承命参加政院”，曾声明“倘政院对共党政策变更”，“有随时退出政院之自由”，既然“现政院政策与正纲参加时已有变更”，那么就要退出行政院。1月27日，张道藩离宁到杭。中共中央指出：“美国政府指挥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在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打击下已起分化，死硬派中的少数反动头子（蒋介石、陈立夫等）在美国压力下暂时退入幕后指挥，而扶起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以比较新的手法，大谈其和平民主，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
随着蒋介石的引退和李宗仁出任代总统，CC系的行动也就转到如何阻止桂系和谈上来。
蒋介石一引退，CC系就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一方面，寻求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送走蒋介石后，陈立夫即到司徒雷登处，对其分析局势发展的四种可能性：“（1）达成停火协定，同意大元帅及政府控制长江以南；（2）大元帅引退，由李宗仁和谈达成协议，同意政府在李宗仁的领导下控制长江以南；（3）大元帅引退，李宗仁寻求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4）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继续与中共作战到最后一刻，撤退到台湾。”他认为第一种“最无可能”，第二种“不可能”，第三种虽然不能排除但是“也无可能”，第四种“最有可能”。司徒雷登就此认识到：CC系“仍然反对与共产党妥协，他们相信没有大元帅，抵抗力量就会四分五裂而崩溃”。陈立夫进而提出要求：“美国虽然要有效地介入中国或许迟了，除非愿意介入并事实上接管责任”，但是“不要从中国‘洗手’”。他强调：“如果美国不想在中国出现一个受到莫斯科控制、接受其指示的共产党政权，那么就应支持中国抵抗共产主义而不管是谁。”司徒雷登回答：“美国政策的基础是反对莫斯科控制的共产主义政权，而不论是哪个地区受到这样的威胁；虽然美国不能允诺给予中国抵抗共产主义的力量以什么特定的援助，但是中国应总是相信美国同情这样的抵抗和援助。”显然，陈立夫未能使司徒雷登表态支持蒋介石，司徒雷登报告美国政府说：“我们虽然仔细地注意不要轻易允诺，但是仍然设法鼓励继续抵抗共产主义控制中国，充分而清楚地表明，关于抵抗共产主义方法方式之决定，由谁来领导抵抗或不领导抵抗，完全取决于中国。”
另一方面，试探中共是否同意和国民党而非同桂系进行谈判。李宗仁不得不考虑CC系的影响，上任后就要求陈立夫与张群、张治中“去觅取与中国共产党直接接洽的途径”。随后，李宗仁任命五名和谈代表，CC系分子、内政部次长彭昭贤为其中之一。中共发言人当即于1月25日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次日，彭昭贤声称并不知悉自己被任命为和谈代表，考虑到中共的态度，他将对代表一席“加以考虑”。他还辩称对派系向无兴趣，所谓“代表某系派参加之说，尤属无稽”。事后，陈立夫给彭昭贤的补偿是：向蒋介石建议以国民党元老李文范任中政会秘书长，而以彭昭贤为副秘书长“较为适宜”。
从上述情况看来，美国虽然表示要继续支持“抵抗共产主义控制中国”，但强调的是支持桂系而非蒋介石来抵抗，陈立夫感到失望。他向司徒雷登透露了两点，一为“仍未决定政府迁到广州，是否迁移要待和平谈判”，二为“政府寻求与共产党的直接接洽至今为止仍未成功”。后者是前者的前提，中共拒绝彭昭贤作为和谈代表，就是反对同蒋介石进行谈判，陈立夫因此认为行政院要迁到广州，并为此同蒋介石协商。1月27日，陈立夫到溪口，1月28日、29日与张群、郑彦棻等人陪同蒋介石过除夕、春节。此后至2月8日，他陪同蒋介石祖孙三代游览四明山各处。其间，张道藩、谷正纲、陶希圣等人也曾前来陪同游览。蒋介石称赞他们“忧患相从，甚难得也”，一方面同他们“商谈党务，并检讨以后对共党之策略”，一方面对他们“说明今后对内对外之方针”和“内心之愿望”。
正是在溪口期间，蒋介石与CC系商定了打击李宗仁、阻止桂系和谈的两个措施。第一是把政府南迁。李宗仁曾指责：“在蒋氏幕后示意之下，CC系乃联合孙科一帮，对我进行打击。打击我的第一着便是把政府南迁。”孙科称：“政府经多次磋商，并得李副总统同意，乃于一月二十五日决定开始迁移时间，并定二月五日在穗办公。”陈立夫称：“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共产党进攻南京迫在眉睫。” 李宗仁虽然一度同意，但随即于2月2日要求孙科不要迁到广州。孙科则与若干阁员于2月4日“偕同到穗开始办公”。第二是鼓动立法院第三会期在广州召开，使李宗仁无法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进行和谈。2月9日，蒋介石“闻一部分在沪之立法委员于昨日集会决议，仍主张在南京复会，致与在穗之立法委员为复会地点问题发生争议，为之忧虑不置，特嘱陈立夫委员回沪调解，劝以在粤开会为宜也”。陈立夫于2月10日到上海策动立法委员赴穗，承诺“凡愿赴穗者，每人船票一张，美金100元；到穗后，月给港币300元的特别津贴”。为有效推行这两个措施，陈立夫和蒋纬国2月15日到广州。他宣称此行“系奉蒋总裁命代吊戴传贤先生，并无特殊任务”。但是，他携带有蒋介石致孙科的亲笔信函，表示“支持孙科劝阻内阁阁员及其他官员回京”。合众社电称：“国民党右派在陈立夫亲自出马之下，发热狂似的大事活动，反对李宗仁获致政府首领回京的企图。陈立夫及其拥护者决定要做到广州成为对抗中共的所在地，就是跟主张和平拥护李宗仁的人公开分裂也在所不惜。”于是，孙科2月17日发表谈话，强调“宁愿辞职不愿回南京”。
这两个措施就是为阻止李宗仁寻求和谈，最终取得了一些效果。新华社2月15日指出：孙科的行政院“脱离了它的……‘代总统’”，总额750名的立法委员四分五裂，“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CC系却“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
李宗仁与蒋介石和CC系较量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政治重心移回南京，其次是立法院第三会期在何处集会。一方面，李宗仁“以南巡为名”，于2月22日飞广州，当晚同孙科“竟夕之谈”，“用温和而坚定的口吻”要求“把政院各机关立刻迁回南京” 。另一方面，由立法院秘书长陈克文出面鼓动立法委员回南京集会。他三个星期“跑了两趟上海，又到广州和桂林走了一次”，2月16日才回到南京。尽管“广州方面似乎还想利用金钱的力量来引诱立法委员到广州去”，但是至2月25日，“立法委员报到的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六人，在法定的集会人数之上”，立法院也于2月28日“总算如期复会了”。李宗仁满意但又不无遗憾地称：“这样才结束了一场小小的府院之争。只是那时仍由CC系掌握的‘中央党部’则仍留广州，拒绝北返。” 对于陈立夫来说，正如新华社所指出：“早已宣布‘辞职’回家的陈立夫虽于十五日到广州替孙科撑腰，忙了十天，仍然一筹莫展，已于二十五日飞往台湾。”其实，并非李宗仁、陈克文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原因在于：第一，司徒雷登表示“盼府院大家一致，不然得不到美援”。第二，蒋介石深知要利用李宗仁在前台主和，就须“团结”他，孙科因此“收到了大元帅要求他回南京的‘命令’”。CC系自然要服从，陈立夫在李宗仁飞广州前夕即对克拉克(Clark，美国驻华公使衔参赞）强调：“有两大问题极为重要：（1）我们非共产党人必须团结起来；（2）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使李宗仁和孙科能继续合作。”这个办法就是：“行政院或核心阁员在目前形势下”在南京和广州之间“划分好时间”，李宗仁“也承认广州是行政院目前行使职能最合适的场所，希望核心阁员可以划分时间，在两地行使职责”。
蒋介石和CC系鼓动立法委员在广州复会，亦未能成功。陈立夫宣称：虽然他竭力以金钱引诱，但是“立法委员并不愿意离开南京到广州，因为广州的房屋不足，生活开支也比南京多了许多倍。他们虽然认识到最终不得不到广州，但是希望尽可能留在南京，矛盾地希望共产党不进攻南京”。郑彦棻也向蒋经国报告了“立院卒能在京复会之原因”：（1）“策动在京复会者有坚强组织获得领导与积极行动”；（2）“广州迎接不周”；（3）童冠贤、陈克文“倾向在京集会”。尽管如此，CC系仍然设法反对，陈克文指出：“广州方面派来的代表，到上海和留在那里的委员吵了一场。台湾方面的委员和杭州方面的委员也有人主张暂时不必复会的。所以立法院内部分裂的形势依然存在。”上述情况发生于国民党各派等待中共对李宗仁和谈请求的回应期间。2月14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代表团飞抵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身份随行。2月24日，周恩来与代表团商讨了“谈判开始后应采取的步骤和应讨论的方案”。正是在颜惠庆等人2月27日返回南京之次日，孙科回到南京，立法院也于是日复会。
在李宗仁飞抵广州前日即2月21日，CC系进行两方面活动。一方面，征询美国对和谈的态度，寻求美援。陈立夫对克拉克称，颜惠庆等人“唯一目的是劝说中共指定谈判地点和时间”，批评李宗仁“自然承认以毛泽东的八条为这种和谈的基础”，指责“和谈是闹剧”。他询问克拉克“和谈应该持续多久”，克拉克认为“这完全要由中国自己来决定”。陈立夫又询问美国对华政策“是否仍然未变”，克拉克表示仍未改变，重申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未能有效利用已有援助的失望”，强调“除非具有充分理由相信援助能得到有效利用，国会对是否投票给予新的援助持怀疑态度”，“解决问题主要靠中国，美国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帮助”。
另一方面，CC系分子张道藩、谷正鼎、洪兰友、赖琏、萧铮等人出席中政会、中常会联席会议，拟定和谈指导原则。张道藩宣称：“目的只有一个，约束李宗仁，让他不要走得太远，影响了溪口的方略。毕竟和谈只是一时之计，若真让李宗仁和共产党搅在了一起，那可就不是老头子的初衷了，一句话，李宗仁这颗棋子得服从溪口意图。”会议决定：“一、应在平等地位上进行和谈，中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二、依照国际准则，内战不存在着‘战犯问题’；三、关于将来举行和谈时，对政治体制的谈判，不外下列范围：（一）联合政府形式；（二）邦联或联邦政府形式；（三）隔江分治形式。”显然，三项之中心在于后一项，而其中心又在于否定联合政府，以“邦联或联邦政府”实行“隔江分治”。孙科宣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同共产党合作的联合政府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因此我们排除联合政府这种方式。至于二、三两个方案，如果能尽善尽美，都可以招致长治久安之局。”
在中共表示同意进行和平谈判之后，陈立夫在台湾要求中共体会“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乃和平之真谛”。他进而宣称：“能容所异，趋于大同，是和合之道，不恃强欺弱，恃众虐寡，方可谓之平等，是以真正和平之建立，宜以斯两端为基础，绝非出诸武力以侵略手段使对方屈服者所可比拟。”他宣称：“吾人希望真正和平，政府并竭诚谋和，倘中共亦有此诚意，则和平自可实现。”至于谈判结果，他宣称：“不愿表示个人意见，如断为乐观，将来或者失望，如断为悲观，或许竟能成功”。不过，他不再将内战责任推到中共身上，而是各打五十大板，称：“余在战前曾任对共谈判全权代表，当时双方已签字，如能恪遵此协定，今日之事根本不会发生，即三年前之政协会商亦无必要。”
随着中共即将确定谈判时间与地点，和战难定的孙科内阁面临改组，替之以进行和谈的何应钦内阁，CC系分子须退出内阁。在确定何应钦组阁时，陈立夫一方面致电何应钦，“欣闻钧座主持政院致力和平，挽国运于垂危，拯苍生于涂炭，不胜钦敬殷戴之情” ；一方面否定入阁的可能性，称何应钦“不致邀请” 。3月21日何应钦内阁成立，陈立夫、张厉生均辞去政务委员之职，内政部长洪兰友、社会部长谷正纲也被“准免本职”。舆论指出：“何内阁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死硬的主战分子，特别是隶属于极端反动的CC系人物，都被排斥于内阁之外。内政部自成立以来，一向为CC所控制，现在则由李宗仁的亲信李汉魂出任部长。” 外交部官员对克拉克称：这“或许反映了努力增加与共产党谈判的可能性”。3月26日，中共通知4月1日开始在北平谈判。是日，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组成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北平。谈判分两个阶段：4月2日至12日为第一阶段，双方“进行个别接触，就实现国内和平所涉及的各项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4月13日至17日为“正式谈判阶段”，在前阶段商谈基础上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合理吸收意见后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团送交《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派黄绍竑到南京请示国民党政府是否签字。在谈判的两个阶段，CC系均进行了阻挠和破坏。在第一阶段，何应钦4月6日到广州请示国民党中央。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谷正纲、陶希圣、李宗黄、萧铮等人“由南京、上海、台湾各地一齐赶到广州”，与田昆山、洪兰友、程天放等人汇合出席4月7日之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舆论指出：与会者多为CC系分子，陈立夫“为此派从未接受中共和平条件为和谈原则的头子”。一方面，他们提出必须基于下列“公平合理之原则争取全面的真正和平”：“（1）和平条款必须保证中国人民的福祉、经济和人权等。（2）和平条款应该维持中国的文化传统。（3）和平条款应该符合联合国原则。（4）必须下达停战令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这意味不能过江。”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对‘联合政府’决不能承认”，谷正纲、程天放、萧铮致电蒋介石，指责何应钦对联合政府“相当坚持”，要求蒋迅速致电何应钦“明了此意，不再坚持”。张道藩声称：“如果成立联合政府，那么我势将远走广州、台湾及福州，绝对不能再留在沪杭两地。”他们成立“迎蒋团”，表明如果承认联合政府，蒋介石“就会立即飞来广州，再公开恢复他的统治权力”。这样，何应钦回到南京后对李宗仁强调：“和谈中毛泽东八项条件之第八项（联合政府）决不承认，以为亲美尚可复国，如一定承（认）其联合政府，必至于京穗分裂”，因此联合政府之组成必须保证蒋介石五条中“二三四条及生活方式与各守现防地” 。在第二阶段，国民党中央成立和谈问题研讨小组，由李文范、王宠惠、洪兰友、刘文岛、程天放、谷正鼎、郑彦棻、梁寒操、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组成，其中多为CC系分子。在北平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之4月15日，研讨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谈，议决“根据总裁元旦文告及最近常会通过关于和谈之决议，确定本党对和平问题之一贯方针，并发表文告，明确表示本党态度与立场”。在正式谈判阶段结束后之次日即4月18日，研讨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修正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前和谈宣言草稿》，送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通过，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前和谈声明》。在此基础上，国民党中央4月20日通过并发表《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谓〈国内和平协定〉之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拒绝和平协定，意味着国民党被历史抛弃而退出中国大陆，陈立夫对此很不甘心。他抱着最后幻想，于4月21日拜访克拉克，对其强调，广州和南京是一致决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这“表明国民党各分子间的争吵已经停止，国民党将团结起来进行抵抗”。他进而提出，随着国民党军队的结集和海空军与陆军的合作，“可以有效地抵抗共产党的前进”，“即使不能阻止任何重要程度的渡江，也能使其推迟数月”，因此“极其希望得到美国进一步援助的保证”。克拉克拒绝说：要想得到美国的进一步援助，国民党就“先要表现出它具有广阔基础的能力，在其仍然控制的地区里获得支持，从而不仅能继续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且能证明有能力最终转入进攻”；“要能允诺一个取代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克拉克向美国政府报告时指出：“很明显，陈立夫已走投无路。同其他处于其地位的人一样，他决定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以避免几乎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对全中国的控制。由于那些认为和平是可能的人已经失望，他认为只要国民党高层能团结起来，就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延长战争，直到再次说服美国介入。如果真有这一刻，他希望我们在桌面上将手中牌坦白地摊出来，并说明介入的确切条件。”如此看来，陈立夫已经到了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利益以求得美国干涉的地步。
上述情况表明，陈立夫在蒋介石下野后首先设法弄清美国是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桂系以和谈“抵抗共产主义控制中国”。随即，他与蒋介石协商将行政院迁到广州，使立法委员四分五裂，令桂系无法和谈。在中共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后，CC系、陈立夫要求中共实行同国民党“平等”的“真和平”，强调以“公平合理之原则争取全面的真正和平”。CC系反对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破坏了国共和平谈判。
总结全文所言，可以看出以陈立夫为首的CC系自始至终反对和平谈判，阻挠和破坏国共北平谈判。围绕此一基本立场，其一，在内阁的组成上，CC系竭力组织战斗内阁。虽然陈立夫未能如愿出面组阁，但是竭力将CC系分子塞进孙科内阁而使之和战难定。其二，在蒋介石引退问题上，CC系基本上是反对蒋介石引退，要求蒋介石继续领导与中共战斗下去。陈立夫指责“李宗仁居心可诛，他把蒋总统逼迫下野，以为可挽回大局!”其三，在国共谈判酝酿和举行时，CC系按照蒋介石元旦文告，竭力维持国民党的“法统”，通过国民党中央确立谈判原则，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同意桂系主张“划江而治”。贯穿于以上三方面的行动，陈立夫和其他CC系分子一直在寻求和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一直“在加强对国民党的社会舆论的操弄”，一直在指责中共“为一国际性之侵略集团”，“伪称和政府媾和，实在是缓兵之计”。总之，李宗仁的“求和”和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一直“受到国民党的顽强……阻挠”。
（本文原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释略，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