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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寂静的春天，太阳出来，一会就没了。
编者按
这组文章一共六篇，分别为：
1、刘宝华：大年初一，我去了两家医院；
2、牛跟尚：余生不长，与有趣的人互燃；
3、涂彦平：寂静的春天；
4、钱亚光：今年春节，我在日本自由行；
5、张霖郁：一路的阳光，似乎没人在意；
6、贾可：太阳出来，一会就没了。
希望大家喜欢，并祝各位周末快乐。
刘宝华：大年初一，我去了两家医院
第一次一个人度过了大年三十，我决定第二天也去医院检查
和大多数人一样，春节放假前我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远远不够。
1月18号到20号去了一趟海拉尔，回来一直咳嗽，以为是冻着了，没太在意。最后上班的几天知道了肺炎的事，因为自己咳嗽，上班就戴着口罩。拜雾霾所赐，几年前买的口罩还有库存。
1月23号（腊月二十九）开始放假，本来当晚的火车回家过年。咳嗽依然比较严重，量体温居然有低烧，37.2到37.8度之间徘徊，仔细研究了一下肺炎的事，觉得不能随便跑了，先自我隔离一下看情况，就退掉了火车票，准备等症状消失确保没事再决定行程。
24号依然如故，第一次一个人度过了大年三十（老婆已提前返家）。当天关于疫情的信息越来越多，包括医护人员崩溃哭嚎的视频，异常扎心。同时，开始担心自己的状况。有同事也咳嗽，当天去医院抽血化验排除了，我决定第二天也去医院检查。
大年初一，我去了两家医院
25号大年初一，查好最近的医院，做好口罩、酒精消毒等防护措施，开车去了离我最近的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一进急诊楼的门有个护工把守，量体温，问我为什么来。我把自己情况说了一遍，护工说我这种情况要去发热门诊查，这个医院没有发热门诊。当时急诊楼里三三两两有几个人，不时也会进来一两个，所有人都带着口罩。
转身出来准备换个医院，但转念一想不对啊，她这是把我往其他医院推，去发热门诊岂不是增加了感染风险？于是再回去，坚持我要验血，确定一下不是感染。
护工没好再拦，挂号去了诊室，大夫口罩、头套、胶皮手套全副武装，告诉我应该化验血和拍胸片，但医院的X光机坏了，只能验血。如果验血结果不是病毒性那就没事，如果是病毒性还要去其他医院拍胸片看肺。
只能先验血，结果很不幸，白细胞下降，还有另外三项指标异常，可以确定是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大夫建议我去其他医院拍片，同时化验看看是不是甲流乙流。
从医院出来去第二近的民航总医院，也是被列入新冠肺炎发热门诊的医院之一。这意味着民航总医院可能有新冠肺炎病人，我也有可能跟他们接触。但当时骑虎难下，我需要尽早知道我是不是被感染。
在民航总医院停车场停好车走到急诊楼，路过一大排停着的救护车，规模比上一个医院大，来就诊的人比平时肯定少很多，但对于大年初一来说可能是史上人最多的一次。总觉得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进门时，我连门把手都不想碰，感觉那里都可能潜伏着邪恶的病毒。
民航医院的大夫反而没有上一家那样全副武装，没带胶皮手套，给我开了甲流乙流化验、胸片。在等待化验结果和X光片的一个小时里，我走出医院在马路边蹲着晒太阳，恨不得离急诊楼、离医院越远越好。
最终结果让人松了一口气，与新冠病毒无关，只是常规的病毒流感，开了药很快退烧，只是咳嗽一直延续至今一个月了，仍没有好。
从自己低烧、咳嗽到检查确认没事这段时间里，也想过万一不幸中招怎么办，但就算想到最差结果时也还淡定平和。已到中年，生死问题又不是有疫情时才会想的事情。这才发现，人上年龄的一大表现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大惊小怪。
真实的武汉什么样
如此度过了大年初一。从大年初二开始我们推翻了原定的每天微信发送内容，开始采访报道与疫情相关的内容，史上最长假期实际上也成为了史上最长加班。
期间我电话采访了十多位疫情漩涡中心的武汉人，主要是东风出行、曹操出行、T3出行、滴滴出行的司机、队长、城市负责人，还有武汉的汽车经销商。
除了最终呈现出的他们在武汉封城期间的故事，采访时我还有一个好奇心，想从这些武汉人口中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段时间信息非常分裂，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截然不同的大量信息，永远一边有人振臂高喊我们战无不胜，另一边有人细数那些无法承受的高昂代价。
真实情况到底什么样？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99.99%以上的信息都来自传媒，而我这次有机会从十几个生活在风暴眼中的普通人口中得到一手信息。但结果一无所获。因为武汉封城，他们即便每天在坚持工作，出没的地点也是有限的几个，接触的人同样是有限的几个。
关乎疫情，最接近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一位司机帮居民送换洗衣服给确诊的老伴儿，走进了金银潭医院的住院部大楼。除此之外，他们身边几乎没有确诊、没有疑似，没有谁有过网上流传的那些事例。除了身在武汉，他们与我们没有区别。
这样的结果让我困惑。虽然明白这是概率问题，但就像管中窥豹，为什么我看到的永远都是黑色的斑点，或者永远都是金色的部分？该如何回答“真实的武汉什么样”这样的问题？什么才是真实？我采访到的这十几位武汉人是否处于一个真实的武汉？
2月10日，北京允许开工首日，我去姚家园探访了19家4S店。虽然一多半还未开门营业，虽然有的店员听说是媒体调查，极其嫌弃，爱答不理，但这种感觉好多了，好像地球又开始转起来了。
牛跟尚：余生不长，与有趣的人互燃
在武汉封城前夕，他也选择了“逆行”
悄悄地走，正如我悄悄地来。
2020年1月20日上午10点，当余杭邮局用一蛇皮袋将我两个被子、一捆书刊发往北京时，我知道自己30个月的“杭州市民生涯”行将结束。
在离邮局几百米的临平老巷，我走进这家常经过而未进的杭帮牛肉面馆，要上一大碗面，作为告别杭州的仪式。店里只有我和店主两人。精致美味的牛肉面回味无穷。当我用感谢这个城市的情怀和神情向店主说“谢谢”时，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有点受宠若惊。
我这也叫“逆行”
1月20日晚上19时，武汉朋友圈的好友开始发他们在抢口罩的照片。我赶紧在所住小区的药店买了一盒医用防护口罩。三只24元，店主说还没涨价。一天后，我才悟到她这话的含义，感觉自己蠢透了。
1月21日凌晨5时，离我从杭州回武昌的火车出发还有3个小时。朋友圈已被钟南山院士一句话刷屏：“现在能不到武汉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就不出来，这是我们做的贡献。这不是官方的号召，是我们专家一些建议”。
我感到武汉疫情比传说的严重，就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转发了截屏，并加上一句话：请教上天大神们，我到底是回还是不回武汉？
结果，朋友圈留言压倒性地建议我不要回，微博上不到1小时阅读量过10万，有20个网友留言不要回。当我征询妻子意见时，还未睡醒的她说：那你就不回，在杭州过春节，节后直接去北京报到上班，元宵节或2月底再回来吧！
急匆匆赶到余杭高铁站退掉2个小时后要开的软卧火车票时，家的微信群里却炸了锅，岳父和当护士长的大姨子一唱一合奚落、嘲讽我“临阵脱逃”。
咱当然不忍其辱，正告他们说“哪怕我租出租车也要回武汉。”还好，抢到南航当晚19时杭州飞武汉仅剩的一张飞机票。几天后，才知道，我这也叫“逆行”。
无论是杭州萧山还是武汉天河的飞机场，我看到机场票务、安检及工作人员都还没戴口罩，而且空乘人员也没戴口罩，像往常一样，仿佛是告诉大家不要惊慌。这让戴口罩的我不安，难道自己的命就那么金贵吗？我几次想摘掉，但看到身边人都戴着，我还是没有取下。
飞机在当晚21时降落武汉天河机场时，我发现连地面上保安都戴上口罩，但出租车司机还没有戴。接我的的哥还笑话我“紧张过度”，我索性取下口罩。
回到家里，大家都很高兴。谁想到一天后，武汉开始封城。我们感觉到要出大事了。1月23日上午8时许，我带老大去武汉同济附属协和西院看牙，结果到医院才发现在市区住的预约牙医因故未到。
更没想到，这个20年前仅是神龙公司的职工小医院，很快竟然成为武汉抗疫一线的重点医院，全员上前线。我家那个在该院做急诊科护士长的孩子大姨，从大年初一至今一直紧张地在医院抢救重症病人，吃住在医院，偶尔在深夜空余时间用视频和我家那个白天睡觉、晚上精神的小儿子聊天。多日不见，孩子对这位以前比亲妈还亲的干妈爱理不理的。
随着疫情的严重，武汉从封城、封路、封区到封楼，我们所住的小区最近也爆出有3个住院病例。我真的到了“足不出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地步，实现了多年前的“宅在家里当坐家”的梦想。以前是一月写4篇文章，现在一周就能写4篇。
忠诚与担当
近一个月，从1月20日办完离职手续从杭州艰难地回到武汉，到2月2日通过线上报到正式加盟汽车商业评论，再到2月20日湖北疫情病例降到几百例，我经历过去工作23年最惊心动魄、最生死离别、最命运无常、最魔幻的一段度日如年的时刻。
宅在家里，除了比平常工作更加卖力之外，学习更多、思考更多。内心受到的触动非同往常。此前20年，我经受了太多安逸，尤其是享受了汽车黄金20年的红利，但当产业遭遇长达两年的寒冬，特别这20多天的炼狱人生，我仿佛开始豁然开朗。
此前20年，我一直在国企体制内无忧无虑地工作。之后到杭州民企二次创业30个月，才感受到创业真的是九死一生，而最近这30天的感悟是，创业是99死一生，甚至9999死一生。
要说新的感悟，有两点。
一是忠诚。
忠诚于生命。生命只有一次，谁都无权挥霍和漠视。无论时局是多么艰难，都要好好活着，为了亲人、为了友人、为了大家，也为了一小撮经常冷嘲热讽和看到咱倒霉他偷着乐的精神病人！
忠诚于事业。把工作当创业，当成事业，当做第二次生命。把有限的精力，燃烧到无限的、无价的、有趣的、有意义的事业中。
忠诚于专业。我们要当长期主义和专业主义。要当好古老的码字工、工匠和手艺人。
只要能忠诚于生命、事业、专业，忠诚于企业就不空不大不假。
二是担当。
担当于责任。作为个体，我是父，是儿，是人夫，是家长，是家里顶梁柱。尽职尽责，责无旁贷。
担当于使命。作为一份有理想、有追求的杂志的一员，我们的使命是推动中国汽车向前进，这个推动是牵动、拉动和驱动。短短20多天，我的切肤感觉是，个人力量是渺小的，甚至是苍白无力的，但一群人在一起，凝成一个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每当看到杂志微信号的留言和浏览量，我顿时不亢不卑，浑身充满动力和活力。
感谢汽车商业评论大家庭给我的舞台和机会。这一个月，我体会到远亲近邻的温暖，我已把杂志社当自己的家，更加偏爱记者这个职业，甘愿为之付出自己的心血和微薄之力。
经历17年前的非典和今天的新冠疫情，我再次感到人生无常，生命可贵，意外和明天真的不知哪一个先至。
余生不长，好好珍惜，过好当下。如果能择一事终一生，那就再好不过了。
涂彦平：寂静的春天
春天有多美好，这个春天就有多残酷
今天是返京之后在家隔离的第六天。窗外阳光明亮，小鸟啁啾，如果没有新冠病毒，这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春天啊。
过去这一个多月，回顾起来太过魔幻，太过不真实。
1月初其实就有了武汉不明肺炎的媒体报道，但当时被其他社会热点掩盖了，没能引起太多注意。
我真正感觉事情不妙是1月20日，钟南山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这个肺炎人传人。当天口罩就不好买了，多家网店口罩脱销。第二天晚上走了几家药店，最终才在小区对面一家药店里买到了一包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尽管不是N95那种，但至少买到了。再坐地铁，车厢里大部分人也都戴着口罩了。
2020年1月22日晚，北京地铁8号线，大部分人戴着口罩。
担心在武汉的朋友，回说是：还好，但大家都很恐慌。
大年二十九回河北老家，路上得知武汉封城了。到家之后本想着要走亲访友，见面叙叙旧，但疫情越来越严重，考虑到我们是从外面回来的，就取消了一切走动。
村里的老院子也没有回去看，事实上也回不去，因为很快就封村了。村里有人出主意，出动无人机在村子上空喷洒消毒水，据说消毒水的成分是植物酵素。
还听说附近村里有从武汉回来的人，一对造核潜艇的夫妻，也被严加看管起来。
一切都是那么的魔幻，但一切又是真真实实的。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执勤，一家每三天只允许出去一个人
小区的管控也很快严起来，政府各个部门分配防控任务，负责我们小区的是武装部。各个单元楼道里贴着防控通知，要求扫描二维码登记个人详细信息。一家每三天只允许出去一个人，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
小区里偶尔有雾炮车出动，喷出阵阵白雾来，空气中弥散着消毒水的味道。院子里偶尔有人走动，尽管戴着口罩，也会被武装部的大喇叭给叫喊着劝回去。连日困在家里，还在牙牙学语的小娃爱上了飘窗台，爬上看着窗外，嘴里直叫着“外外，外外”。
小区超市门口张贴的“进店须知”
快到了回京的日子，因为按照规定回京还要在家隔离一段时间，就去超市采购了一大堆东西，米面菜蛋之类。超市一直没有医护口罩，售货员说早就卖断货了，过几天能进一批，就买了几个防雾霾口罩，还买了瓶75°白酒作消毒水用。
买不到消毒水，买了瓶75°白酒作为替代品
回京的高速路上，遇到两次检查，出示身份证，询问来去的地方，测量每个人的体温。到了北京小区，门口也是专人把守，先去社区报到，上报个人信息，开始居家隔离。
高速入口处，为来往行人测量体温的执勤工作人员，只穿着简单的防护衣
想到那些日夜与死神抢夺生命的前线医护人员，想到那些在这场疫情中失去生命的人以及破碎的家庭，此时此刻能困在家里已经很幸福了，也是我们普通人现在所仅能为抗击疫情做的贡献了。
作为汽车媒体，不比那些奔走在武汉一线采访疫情的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我和同事们也在撰写了多篇汽车行业抗击疫情的稿件，这不仅是职责所在，也算是非常时期对抗疫情的一种方式吧。
作为普通人，在这场疫情中，我不得不思考一些平时可能耽于思考的问题，小到怎么明辨是非，怎么看透真相，大到怎么好好活着，怎么做公民。
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话说的是当时家庭观念的改革，但放在这次疫情中，我觉得也同样恰切。现在可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宽阔光明的去处。
疫情终会过去，人们终会回归到日常的生活。这场庚子大疫永远地改变了很多东西，但痛定思痛，也应该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
春天有多美好，这个春天就有多残酷。期待窗外寂静的春天，能够早一天喧闹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钱亚光：今年春节，我在日本自由行
碰到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1月23日凌晨，春节单位放假的第一天，我们一家踏上了前往日本福冈的旅程。
由于东方航空班机起降的大兴机场距离太远，航班时间太早，我们又带了两个大行李箱，因此我们选择了开车前往。
我事先通过小强停车APP，在机场附近找了个河北廊坊村里的停车场停车，然后由停车场工作人员开车送到机场。停车价格非常公道，在室内停车5天，只收110元，而且服务到位，态度非常好，以后短期出差，大家可以采取这种出行方式。
在大兴机场办理值机时，大多数乘客已经戴上了口罩，但机场尚未开始检测体温，感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还不是很严重。
在日本一直关注国内疫情
到达日本，从福冈博多站坐新干线火车前往日本自由行的第一站——熊本，此时日本已经发现了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我们在熊本住的酒店位于城市中心区，附近商业街上商店、餐馆不少，我发现当地人戴口罩的不少，我们一家戴着口罩行在街上丝毫不显突兀，只是口罩颜色与当地人不一样。
1月24日，我们前往附近的熊本城，由于在2016年的大地震中受损严重，尚未完全修复，只能在外面观看。当天游客不少，其中不少当地人和中国游客戴了口罩，但一些欧美游客并没有戴口罩。
在日本期间，我通过网络，一直关注国内疫情，看到武汉及全国各地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心情非常沉重。
让我感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我的生活发生直接关联的，是来自母亲所居住的北京第一福利院的消息。
由于我是母亲在福利院的第一监护人，医生、护士一旦有事情，有通知，总是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1月24日，我接到福利院医生的第一个电话，说院里接到通知，要求家属减少探访老人的次数，除夕最好不要接老人外出聚餐；
1月25日，我接到福利院医生的第二个电话，要求家属减少探访次数，不要结伙而来，同时进房间的人数不要超过两人；
1月26日，再次接到福利院医生的电话，说再次接到上级通知，已经施行封院措施，谢绝一切探访，以确保住院老人的健康安全。
从医生的电话中，我了解到福利院对于抵抗力最弱的老人采取的防范措施越来越严格，从侧面反映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
1月25日，我们从熊本来到了福冈，城市比熊本大了不少，我们住的地方在最热闹的博多运河城商业区和天神商业区附近，恰逢周末，街上人比较多，我发现戴口罩的人也更多了。
福冈街边的药妆店都在显眼的位置放了口罩的中文广告，以最常见的 “超快适” 一次性口罩为例，这款口罩号称可以过滤99%的病毒飞沫和花粉，一袋（7个）328日元（含税，约合21元人民币），和我们前两天在熊本看到的价格几乎一样，而且各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飞机顺利飞向大兴机场
1月27日，我们离开日本的时候，福冈机场已经开始对乘客检测体温，工作人员也都戴了口罩。上了飞机后，空乘人员给大家发健康状况表，需要填写一系列个人信息，然后空乘人员给每个人测量体温，并要求乘客将体温数值写在健康状况表上。
飞机上坐在我左侧的两位是日本人，一男一女，下飞机时，在衣服外面罩上了非常专业的防护服，从头到脚都捂得非常严实，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他们有可能是前往疫区的日本医务人员。
经停青岛临下飞机时，由于机上有两人未及时上交健康状况表，大家被推迟下机，直到所有健康状况表交到机场审核并通过，我们才进入了青岛机场。
青岛机场的体温检测更加专业了，除了有专门的检测设备，还有身着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在旁监控。过了海关，我们到国内登机区进行了再次安检，又测了一次体温。过了安检，到登机的时候再次检测了体温。好在同机的人都没有问题，飞机顺利飞向大兴机场。
晚上7点，我们终于到了大兴机场，再次经历严格的体温检测，从国内到达区步行1公里左右到国际到达区取行李，行程中有多层楼梯，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抱着孩子的家长非常不友好，连随行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设计不够人性化，一个劲儿地给我们道歉。
晚上8点多，我们取到了行李，我给停车场打电话，让他们派车来接我们去停车场。他们开始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村里的路绝大多数都被封了，唯一通行的路口有人值守，不能拉太多外人进去，只能先把司机拉过去，把自己的车开过来接人。
碰到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这样了。不过不久之后，情况发生了转机。当我们就要走到约定的集合地点时，停车场的老板来电说，可以直接拉我们过去了，因为路口的值守人员已经下班了。于是，我们坐着停车场开来的奔驰7座SUV，顺利抵达停车场，晚上10点半左右，终于到家。
张家口有了确认病例
1月28日，刚从日本回来的第二天，我发现怀来家中的水压表压力差不多降到底了，怕天冷水管冻上，就想开车去看看。
一路上车很少，下高速也没有看有查体温的，一副平和景象。1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小区，小区已经开始测体温，登记了，一查我体温37.1℃，吓了一跳，倒是工作人员有经验，说可能是车里开空调比较热，加上太阳晒造成的，果然，开了窗等了半分钟，体温就降到了36.2℃。
回了家，调整了水压，我就开车往回走，走到高速入口，发现在对向车道高速出口处已经有了防疫人员，拿着测温枪在检测体温了，也没敢多看就上高速回京了。到家才在小区业主群里看到，高速检疫是因为张家口有了确认病例，怀来这边加强防控措施了。
近几天，小区的防控措施也严格了，原来有七八个进出口，现在只留了三个，有些可以进入的地方被封了起来，每个进出口安排了专门的人员监测体温，外部车辆禁止入内，所有快递不许进小区，被集中到门口收取，好在我家就在东门边上，还算方便。
这个春节，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大家都是通过微信、视频交流情感，面对面基本杜绝了。以前春节期间小区里空的停车位非常多，因为很多人都外出旅游或走亲访友，而今年停车位则非常难找，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猫在家里了。
还有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出现了短缺，比如切片面包、方便面等耐储食品，不光是小区的小超市没有，像家乐福这样的大超市也没有，而口罩、消毒液、酒精等防疫物资，也都出现了短缺，而且什么时候能上货，甚至连相关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张霖郁：一路的阳光，似乎没人在意
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在这场灾难当中
我的父亲1943年生人，经历过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前进入部队当了炮兵，曾做过上前线的准备……对于中国的诸多苦难，他们这一代人是亲历者。
无锡高铁站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控制进站人流
滞留在家的一天中午，吃饭时我问父亲：“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在你经历当中，是否有其他的灾难类似这次疫情？”他思考的时间超出我的预期，“有，就是唐山大地震。不过当时就是震一下，没有持续这么长时间。当时也是一座城--唐山，现在是武汉，但目前不只是武汉了。”
1976年，唐山地震的死伤人数超过40万，远超今天的疫情确诊和疑似总人数，但在一位老人的感受中，这次疫情是他77年经历过仅次于唐山大地震的灾难性事件。
他们像在讲一件离自己很远的事
我是1月22日坐京沪高铁回江阴老家过年。临走前，朋友圈刷屏的还主要是朝阳医院陶勇医生被砍伤的新闻。当时，有关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报道还只是在刚证实的“人传人”阶段，随后传出微博和自媒体曝出医护人员的对话截屏，我大概知道去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戴口罩，而且清楚一旦感染，生死未卜。
那天清早，我戴着口罩踏进高铁车厢，没想到大家也都戴着口罩，连最难说服的老人和孩子，没有一个不戴的。乘客的警惕和自觉性之高，让我非常惊讶。车厢里的人数和往常一样，满员。
我坐在座位上，一直没摘口罩。中途去餐车买了午饭，看还有空位，就找了个位置坐下吃饭。当时好几个高铁工作人员聚集在两张餐桌上，一起吃午饭，他们那时已经配备了口罩，但因为吃饭，口罩有的拉到了下巴，有的放在口袋。他们聊着武汉的疫情，像在讲一件离他们很远的事情，不时还开着玩笑。
在无锡候车时，有人穿着雨披
5个多小时后，我下车，叫了滴滴回家。那天南方下雨，空气里充满了植物和地面湿润的味道，对我来说，这个味道提醒我已经离开潜在的疫区，我安全了。尽管如此，上车后，我还是戴了口罩。那天，滴滴司机没戴口罩。第二天，也就是1月23日开始，江阴的滴滴司机被统一要求戴口罩上岗。
到家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除夕前一天，我和姨妈去超市买年货，当时姨妈没有戴口罩，我去了几家药店，只在一家药店买到了棉布口罩，据说前几天，江阴的口罩已基本卖空。
那天的超市人不是很多，戴口罩的人数也不多。大家还都排着队去星巴克买咖啡，有人在咖啡店里咳嗽，并没有引起周边人群的警惕和恐慌。
除夕当天，家里的微信群已有人发了劝阻家庭聚餐的通知，但不是强制性的。那几天，江阴各社区尤其是乡镇社区已经统计出武汉籍居民还有近期去过武汉的相关居民名单，这些去过武汉的人已被社区工作人员要求在家隔离。
我三姨妈住在南京，本来除夕要回来过年，前一天我们还在商量怎么过节，除夕吃什么，但当天晚上因为疫情她打电话过来说不回来了。原本早早计划好的几家人一起的大团聚只能缩减成当地家庭成员。
以为自己这座城能够幸免
除夕当晚，我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武汉某家医院护士崩溃嚎哭的视频，那时才意识到离自己826公里外的这座城市所经历的除夕夜犹如在地狱。那个女护士的哭声更多的是绝望和恐惧。很多人也许是在这一刻，才真正意识到武汉发生了什么。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家决定取消几十年都遵守的拜年聚餐活动，但更多的江阴家庭，无法取消已订好的宴席，尤其是那些给老人祝寿的酒席，因为老一辈无法接受这个决定。
江阴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发生在2月1日，在此之前我打过滴滴去商场，当时车并不难叫，但司机都戴了口罩、车内每日按要求消毒。我问司机怎么还愿意出来拉活儿，他说江阴还没有这个病，如果发现确诊病例了，他就不拉了。那几天的商场几乎空无一人，商场的下班时间从晚上10点提前到下午6点。星巴克依然开着，但人已经很少。
当时，全国的确诊数字飙升，但江阴迟迟没有发现确诊案例，我们还真以为自己这座城市能够幸免。
2月1日，江阴出现了第一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从那天开始，江阴包括其下的乡镇防控措施越来越严格。我们家小区东西南北有四个出口，最西边挨着一条主干道，那一侧平常完全是敞开的，没有围墙。防控小组用铁皮当围墙，把整个西侧全部围上，其他口也是这样。这意味着，我们小区只能有一个东出入口。
2月5日晚上，天下着雨，在离我家不远的出入口拉来了一个值班岗亭，这算是值班室，24小时有人在里面值班。另外，靠近岗亭的外面放了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整个小区的住户名字。小区晚上10点以后不准有人进入和出入。
出入口白天有5个人左右，因为下雨，都穿着雨披。刚开始搭台的晚上，我看见他们6个人穿着雨披在雨中一起搬桌子，那个场景很难忘。据说，他们都是小区志愿者，我因为长年离家，很多人都不认识。
小区平常的几个出口都被堵住
岗亭值班最开始的几天，小区居民只要在表格上打钩或填写就能领一张出入证，出入证上的地址填写要求很高，不能错一个字，持有出入证的居民出入次数不限。2月13号左右，社区的人上门来发新的出入证，并告诉我，一家人每天只允许出入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本地复工时间一拖再拖。先从2月3日推迟到2月10日，然后从2月10日再推迟到2月17日。
空无一人的经销店
因为选题需要，我采访了江阴广汽丰田经销店总，电话里他说正为开不了工焦虑，因为不管卖不卖车，店的有些费用是固定的。另外，更让他纠结的是员工工资的发放。和普通工人停业在家获得更多的休息相比，企业老板和负责人是最焦虑的，没有收入来源，还有支出。
2月10日，江阴回暖，已是立春后的一周。我去了趟夏港汽车城，没有一家店开业。无论是售前还是维修，全店闭馆。整个汽车城已建设10年，看起来还很新。采访了几位仍在家休息的销售，问他们这段期间没有销售，如果拿2000元的保底工资是否能接受？这些人都是本地人，回答基本都相似，都能接受目前这个局面。
“你坐的高铁有人发烧了”
6天后，我接到一个本地电话，对方是我家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警察。
“你是22号回来的吗？”他问。
“是。”我说。
“你坐的高铁有人发烧了，我来和你核实一下情况……”他说。
我当时心里有些紧张，平时看车次通告，并没有注意到有我坐的这趟火车。也就是在那一霎那，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疫情的旁观者。
警察很快敲门，我打开门，他戴着口罩、护目镜、手套，站在门口，和我隔着两米的距离。当时我并没有戴口罩，他示意我去拿口罩。
“有没有人和你一起回来？”警察问。
“没有。”我说。
“你有发烧或者不舒服吗？”
“目前没有。”
“家里是你和你父亲？”
“对。”
“你父亲发烧或不舒服吗”
“目前没有。”
“你回来也超过14天了，也很久了，估计没什么事了。”
“请问你知道是哪节车厢有人感染了吗？”
“上面没有说，就发了个名单，让我来排查一下。”
两分钟后，警察走了，没有再交代什么。
之后，我使劲体会自己嗓子疼不疼，身体热不热，还一度去问父亲发烧的感受是什么，他有没有发烧的迹象……人有时，好像被心理暗示过，自己都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对的。
一路上，我戴了两层口罩，加上护目镜，憋得开始体会医护人员的装备
两天后，我离开江阴。戴了两层口罩和护目镜，特意穿了一件旧衣服，再次坐京沪高铁回北京。
那天我坐在9号车厢，和1月22日回家的那趟高铁不同，列车员大部分都戴着护目镜，彼此聊天都保持着距离。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已锐减，基本算是减配状态。有人抱怨一个人活儿干不过来。餐车柜台后有一位90后工作人员，她活泼得和整个车厢的气氛不符，她说：“已经很感恩了，我有朋友不上班，每个月的工资都没了。”
我坐的9号车厢是餐车改造的，缩减了40个座位，坐了1/3的人
我在的餐车是经过改造的，总人数比常规车厢少40人，那天大概只坐了1/3的乘客。这趟高铁有18节车厢，前2节和后2节是一等舱和商务舱，每节车厢大概有90人， 平常坐满大概1200人左右，而那天乘务员说总人数大概就有200多人，她说这一趟已经算多的了。
坐我旁边女生，行李箱外面厚厚包了层塑料袋
乘客很多也都戴着护目镜，戴着帽子，都恨不得都把自己裹在衣服里，不让皮肤一丝一毫地接触外部空气。有些人还穿着塑料雨披，行李箱外面也包着塑料袋，害怕与外界任何物体接触。
那天一路的阳光，却似乎没人在意。
到站下车时，我因为箱子太重，习惯性地请附近的一位小伙子帮忙拿一下。后排的小伙子看了我一下，停了几秒钟，然后说：“我就不接触了。如果在平时，我会帮你拿。”
截止到2月18日，全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7253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685例，累计死亡病例1872例。
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在这场灾难当中。
贾可：太阳出来，一会就没了
我们还是要努力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
这辈子恐怕再没有这样一个月是这样度过的：每天都待在家里，基本大门不迈二门不出，每天喝两杯咖啡两杯茶，孩子们放肆地看动画片玩游戏，大人则不时关注各朋友圈关于外面疫情的进展，然后处理单位里的事。更焦虑的是，太阳出来了，一会就又没有了。
太阳实际上并不是一会就没有，它照耀的时间跟往常一样多。但是对我来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乎太阳的存在。在这疫情时期，穿过窗户射到房间里那一大片一大片阳光，是我这段时间的最爱。作家方方有一天的武汉日记大概说，那么好的阳光，可是已经没有人在乎，但是我格外在乎，有几天下雪，哪怕雪景再漂亮，我就觉得暗无天日，更不要说阴天的日子。很幸运，这段时间，晴天居多。只是，一天中有太阳的时间太短了。当我这样在乎的时候，我实际不免想到这人生。再好的人生，再阳光的日子，都会是如白驹过隙。
这一天天让我焦虑的还有，当太阳西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一天汽车商业评论当天要发微信公众号的稿件就要到了截稿的时间了。原来这个春节，已经准备了一组文章欢度假日，但大年初一的晚上，因为了解到东风汽车董事长竺延风没有离开武汉回家过节，我突然敏感起来，正式开启编辑部汽车与疫情报道大战。
第一篇是《竺延风最后一刻留在了武汉，抗疫大战中的一股东风》。随后启动一组“抗疫大战中的车企众生相”系列报道，主要是关于车企捐款捐物出力的事情。我们每天收集一组进行报道，其中融入我们自己的判断，一共做了大概9篇。有人建议我们一家一家出报道，这样厂家更喜欢。我们觉得，这种时刻，还能这么思考问题，也是佩服。大同小异的事情，一篇一篇出，那是厂家自己自媒体应该干的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所洞见，而不只是停留在所谓好人好事层面。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具体企业的特写。关于口罩、关于负压救护车，关于共享出行车队，关于无人送货机，关于这些有话题意义的选题 ，我们也做了产业层面的深度报道甚至是独家报道。我们同时启动了“新冠大疫考验中国汽车业”系列报道，已经十多篇刊出，至今未绝。我希望我们的报道能够对社会，对这个行业有所贡献，而不是为了让某家企业对我们有好感。这不是一个有所坚持的媒体应该有的表现。
我自己在这期间有感于密西根的北美华人募捐捐赠的爱心与理性，亲自采访写了一篇深度报道。这篇报道和汽车产业基本无关，虽然做善事的人和汽车业有一定关系，其中也动用了汽车的产业链，我更想通过这篇报道让大家学到一些什么，我在文中特别强调，密西根华人此次捐赠中的表现，“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具有的样子”。
都是太阳照耀下的人，中国人活着应该体面，就如同中国汽车产业也应该体面一样。这次疫情，在我看来，如同一个照妖镜，照出了各种我们觉得不可能死灰复燃的东西。一个经济体一时的停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停摆过后，毫无反思，然后一切照旧。那才是最令人痛苦的。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恐怕确实这样，如果疫情过去，很快我们就会马照跑舞照跳。
毫无疑问，有不少企业可能无法逾越这个漫长的春天，汽车产业链条上的许多从业者同样无法独善其身。他们的马可能会没有了，舞台也不会再给他们。但我也乐观地认为，一定会有优秀的企业从苦难中脱颖而出，这基本就是个规律，如同愤怒出诗人，就看大家怎么努力了。
汽车商业评论杂志2020年1月的刊期因为疫情被耽误了，2月的刊期也要被耽误。春节复工之后，同事从印刷厂拿回来数码样，我一个人在小区院子里完成了看样工作。同时，一些特殊印制工艺这次要没有了，因为印刷厂的下道工序还没有复工。这里，我向所有的读者朋友表示歉意。但并不会改变我们在做好线上传播的同时坚持纸质杂志的出版工作。我们始终抱着这样的信仰，深度阅读的东西，只有在版式优美印刷精良的纸上，才能得到更深层的思考和咀嚼。我们的MOOK（Magazine + Book）不会停止，这上面有比线上产品更准确更详细的内容。当然，我们也有为了保留一丝诗意的因素在里面。这是一种必要的仪式感，我们不想抛弃。
就像此次疫情导致中国汽车销售更加注重线上一样，但它并非未来要消灭线下，而是能够更好地将线上和线下打通，过去那种所谓的打通，现在看来并非真正的打通，更多是一种形式主义，我们必须从底层逻辑上改变才行。没有这场疫情，恐怕也不会有这次机遇。大破才有大立，这也算是祸福相依。汽车商业评论以及其相关媒体汽场买车、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和“轩”系列奖项，包括即将诞生的轩辕大学，希望能够在这严峻时代，更好地服务于大家。我们的信念很简单，如同汽车商业评论新任常务副主编牛跟尚所写：“余生不长，好好珍惜。如果能择一事终一生，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事业，你们选择了你们的事业，大家都选择了自己的事业，那就认真地努力地干好它。经历过2020年的春天，我想，大家对于生死理解得已经非常深刻，如果不加一把劲，太阳很快就会落山了。家里的两个不到7岁的孩子最近这些天，也知道外面的病毒，几次问我：会死吗？死了会怎么样？死了，你要把我们复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当时盛传流行“2号病”，结果导致我们这些“1大队”的小孩不敢经过“2大队”的人家。没有大人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只有我们小孩自己讨论。现在我也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孩子的问题，因为当我跟他们说青蛙刚出生的时候是小蝌蚪，他们又问小蝌蚪从哪里来的。当我说是青蛙生的时候，他们又有惊人一问：第一只青蛙是哪里来的？
绝对不能低估小孩的智商，我也在想，绝对不要对我们中国人妄自菲薄。虽然疫情照出了各种妖魔鬼怪，但也萌发了未来的新的可能性。经此磨难，我们一定要树立这样的雄心壮志：那些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们一定能够逾越；那些从未想过成就的事业，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够成就。太阳底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要开辟新天地还需要我们自己的脚踏实地，需要开放的心灵，需要有对未来真正的憧憬。
于是，在这个漫长的还没有结束的居家的日子，虽然三餐常常变成了两顿，虽然日出一会儿就日落，我还是努力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我发现我还会炒菜，我发现穿戴整齐工作更有效率。还有，我发现了更多的温暖——当我在朋友圈里闲情偶寄，说茶叶和咖啡没有的时候，一个车企的朋友寄来了咖啡胶囊和咖啡机，而我1989年以后就再没有见过的老同学寄来了茶叶——虽然我并不缺这些，但这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样子。
还有还有，我在深圳的湖北同学听说上汽通用五菱生产口罩，于是拜托我帮助解决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福利院40个孤儿3000个口罩的问题。感谢人民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五菱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在柳州生产并发出出口罩之前，我媳妇从北京给他们寄出了自己准备的600个口罩。一人有难四邻相帮，这算是整个抗疫大战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反射出的也是生活本来应该具有的光芒。
太阳出来，一会就没了，但我们相信，太阳明天还会照常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