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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勇气有关的故事依旧在岁月里闪光；那些伤痛和牺牲会被人们永久铭记。
新型冠状病毒仍旧在全国肆虐。
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2月21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3284例（其中重症病例1147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0659例，累计死亡病例234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6288例。
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到随后的专家组调查、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这一切都像极了17年前的那场非典。
据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介绍：新型冠状病毒与蝙蝠中发现的SARS相关病毒有87.1%的相似度。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研究员给出结论：新型冠状病毒属于SARS相关冠状病毒。
那些与勇气有关的故事依旧在岁月里闪光；那些伤痛和牺牲仍被人们永久铭记。
高烧近40度、咳嗽到几乎无法说话、呼吸困难、肺部出现感染。
2002年12月15日，36岁的黄杏初，被乡镇医院紧急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接诊的医生叶钧强，对他的病情作出上述诊断记录。
黄杏初在深圳一家酒楼工作，10天前，他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没有力气。他以为自己得了感冒，睡一觉就好了。
但奇怪的是，他吃了几天感冒药，在乡镇医院输了液，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甚至逐渐恶化。
送到河源人民医院急诊室时，平时身强体壮的他，只能在家人的搀扶下勉强走动。
退烧药、抗生素……叶钧强用多种手段治疗之后，黄杏初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更为奇怪的是，叶钧强一直无法查出黄杏初的病原。
为了不耽误病人的治疗，叶钧强建议将他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
接诊的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黄文杰博士回忆：送来时，黄杏初已经呼吸衰竭，X光显示肺部大片感染，出现“白肺”，生命岌岌可危。
黄杏初（左一）
叶钧强将黄杏初送往广州后，连夜返回河源，到家时已经凌晨3点。
没睡几个小时，他随即起床上班。正值广东流感季，医院内大量病人需要他治疗。
早上上班不久，他又发现一位与黄杏初相同症状的患者。经过交流后，这位郭姓患者并不认识黄杏初，也没有接触史。
年轻的叶钧强觉得奇怪，向他的同事、呼吸科年过花甲的谢教授请教，对方表示也不清楚。
当晚，谢教授返回家中后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一位同学取得联系，随后决定将病人送往广州。
叶钧强
二次赴广州回来后，叶钧强发现自己也开始出现全身无力、高烧、咳嗽的症状。
连同和他一起患病的，还有最初接触过黄杏初的11名医护人员。河源市紧急将情况上报给广东省卫生厅。
随后，卫生厅派出包括黄文杰在内的5位传染病专家前往河源。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他们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不知道发病原因、没有采到病原体、得到的唯一结论为：这可能是一种病毒性肺炎，具有传染性。
而那时，医院没有再出现新增病例，“大家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黄文杰
没有过去的，是来自当地民间的传言。而且这种传言随着医护人员患病愈演愈烈。
流传最凶的说法是：河源发生一种怪病，潜伏期很短，一天发病，无药可治。一旦患病，很快就会呼吸衰竭而死。
同时，“怪病”传染性极强，与病人打个照面、同乘一辆公交车都会患病。
流言的疯传，致使河源市人民开始在药店排起长队，抢购罗红霉素、抗病毒类药物。
甚至就连寻常的醋和板蓝根冲剂，因为传言能够抑制病毒，都要托人情才能买到。
还有盐，传言它可以抵抗疾病，两天的时间，盐的销量足足提高了25倍。
非典时期抢盐的人们
到了2003年年初，疫情的消息不断传出，“怪病”在民间越传越凶，疾病的蔓延也越来越快。
河源之外的广州、顺德、江门、中山等城市，相继出现“怪病”患者，其中62.9%找不到直接传染源。
截至2003年1月20日，疫情最重的中山市，确诊了28例相同病情的患者。
第二天，省卫生厅组织多位专家再次前往调研。
1月21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正在中山市出差，听到情况后，他立即参加了专家组的会诊调查。
随后1月22日，汇集多方意见，他和相关工作人员很快完成《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
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怪病”诊断、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和治疗原则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专家正式提出“非典型肺炎”这个名称。
黄杏初为中国上报的第一例非典患者。
钟南山在一线治疗非典病人
此时，距离春节，仅有不到10天。
春节，中国最大的节日，全世界最大的人口季节性流动狂潮。而广东又是这一狂潮最大的参与者之一。
成百上千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春节前离开广东，并在年后返回广东，如同北雁南归。
因此伴随着一个个归乡游子上路的，不仅是沉重的行李，还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典”病毒。
2003年的那个春节，也就成了病毒疯狂的“蔓延之旅”。
当春运开始紧张有序地进行时，在广州省的各大医院里，护士和医生也乱作一团。
2003年2月15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正在商场给年仅8岁的儿子买衣服，突然接到通知，让她火速回到医院，筹备“非典病区”。
当天是星期六，而上级通知，下周一就会有大批患者入住。
非典病区的选址，是医院一座原本打算废弃的旧楼。病人入住前，医护人员要完成大到病床、 呼吸机，小到一个针头、一瓶药的搬运。并且病房都要全部清洁完成。
而时间仅剩36个小时。
几乎36个小时不眠不休，他们在周一清晨，完成了这项任务。等到病人开始陆续入住时，领导在楼下喊护士运送病人，但十几个护士一直没有走出大楼。
张积慧很着急，她气冲冲地走上楼，发现十几个护士全部累到在地，无法站立。
更令她们绝望的是，当病人最终完成入住之后，经过问询，他们发现，近百名患者全部为中山市医务人员。
据病人介绍，其中最为严重的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三院，一个病区的几乎所有医护人员全部倒下。
即便广东省的疫情已经严峻到此，但可惜的是，当时城市和城市之间、省份和省份之间的疫情通报机制，并没有公开。
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了非典可乘之机。
2003年春节刚过，一位27岁的山西女商人，即将前往广东多地出差。临出发前，她隐约听说广东“怪病”的传闻。
她打电话给广东同行询问，对方却满怀信心地告诉她：“都是谣言，不要相信。”随后她欣然前往。
但2月22日，在深圳开往广州的列车上，她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浑身发冷。23日回到山西后，她的体温已经高达38.8摄氏度。
随后她来到北京301医院就诊，成为北京市第一例上报非典患者。
接诊她的大夫，是当时北京301医院的年轻医师佘丹阳。据他介绍，病人主动向他讲述自己曾经去过广州，会不会得了传说中的广州肺炎。
佘丹阳询问对方，在山西治病期间吃过什么药后，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都是好药，最先进的抗生素，但为何治疗这么长时间，几乎毫无效果？”他在心里暗暗发问。
随后几天，患者的父亲和母亲也被送到北京301医院，三者症状完全相同。不久之后301医院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2月21日，广州退休教授刘剑伦出席香港亲属婚礼，将非典传染给与他同行的7名旅客，随后造成后来香港非典的大爆发。
最终香港非典患病人数多达1755例，死亡300人。刘剑伦也因为非典在3月4日不治去世。
2003年2月下旬，一名常驻上海的美国商人在途经香港到达越南河内后确认感染非典。之后河内当地医院的多名医疗人员患病。
非典蔓延到东南亚多国。
时间悄无声息地来到当年3月份，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各地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非典病人。
越是人口流动多的城市，越是非典攻击的重点。
但遗憾的是，一直到这时，人们仍未搞清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病。
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它的传染方式是什么？治疗方式是什么？人们一无所知。
而非典也利用这种未知，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快速传播。
非典时期的香港
甚至当年3月，病人是否身患非典，仍没有试剂盒。所有的标准仅限于：发烧、白细胞低、肺部有片状白色阴影、附有喘咳的症状、抗生素无效。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为：是否接触过非典病人。
这一粗糙的标准，在当时存在相当大的漏洞。
在北京，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太太，前往北京朝阳医院就诊。她的症状基本符合非典判断标准。但她却一口否认，自己有接触非典病人史。
因为没有确诊非典，这位老太太始终没有引起医生的关注。一直到病情恶化后，她才承认，自己的丈夫是因为非典去世。
出于担心、怕医护人员不救她，她隐瞒了自己的接触史。而这种隐瞒却是致命的。
当天，朝阳医院所有值班医生隔离，最终造成10余名医生护士和病房内患者感染非典。
无论如何，由于恐慌或者未知，防护措施不到位，到了2003年4月份，非典开始在全国范围逐步扩散。
在第一例病患黄杏初出现三个月后，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首次公开广州非典型肺炎的情况。
据新闻发言人介绍：自2002年底，广东部分地区相继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截至2003年2月11日，广州一共发现100多例该病病例。
这一新闻发布会也预示着，非典的警报声，终于在广州城市上空响起。
然而正在广州非典疫情的爆发期，2003年2月18日晚，近2万名观众聚集到广州天河体育场，观看罗大佑广州演唱会。
演唱会中途，罗大佑用一贯沧桑的声音说：
“今年是羊年，在羊城举办这次演唱会，对我意义非凡。受诸多因素影响，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演唱会，大家能来看，表明对我有信心，对这个时代有信心。”
当晚，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公布了一个消息：在来自广东的非典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里，发现了非典的病原为衣原体。
非典病原体 模拟图
但针对这一消息，在一线治病救人的钟南山似乎有点不高兴。
一位在《南方日报》任职的记者坦白，当天晚上，钟南山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反驳了衣原体的消息。
在早期的诊断过程中，钟南山用治疗衣原体的方法，已经治过这个病，根本不起作用。
他绝对可以肯定，非典的致病原因绝非衣原体。
如果按照当时“衣原体”为致病原因，患病病人应当首先使用抗生素治疗。它能有效地抑制和杀灭感染人体的病菌。
而如果致病原因为病毒，那么抗生素对非典的治疗作用不大。治疗病毒感染相对更加更困难。
二者不仅存在治疗方式上的不同，同时在防疫措施上也有不同。如果确认是致病原因是病毒，那么最直接的预防措施是隔离。
当时《南方日报》顶着多方压力，最终发布文章，将广东多方专家的意见写了进去。
最终经过再次多方专家会谈，得出结论，非典的致病原因不是衣原体，而是病毒。
结束会议后有朋友悄悄问钟南山：“与官方意见不同，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你院士的声誉。”
而他却反驳道：“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钟南山
非典的致病原因得到最终确认，但针对治疗方式，多方专家仍旧陷入争执。
在当初那份《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的第四部分，钟南山为首的专家提出“严重病人可酌情使用皮质激素”的治疗方式。
当时医疗界普遍认为，使用激素之后会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最典型的表现为虚胖、肺部纤维化、甚至股骨头坏死。
但当真正应用在治疗过程中时，医生们发现，一旦使用激素，肺部的炎症很快见好，病人缺氧症状马上得到改善。
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皮质激素似乎成为重症患者唯一的解药。
钟南山对此看法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科学的态度是看利大还是弊大。使用激素确实存在着弊端，但现在病人生命危险，我们只能先救命。
问题在于慎用激素，严格地把握剂量，不可乱用。
最终实践证明，皮质激素挽救了不少非典患者的生命，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激素的不当使用，出现了当初钟南山预言的后遗症。
部分非典病人后遗症：股骨头坏死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确认引起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也就是一种变异冠状病毒。同时将它命名为“SARS”。
多年以后，流行病学家发现，“SARS”病毒的宿主，是一种叫做中华菊头蝠的生物，它体内的病毒感染给南方一种野生动物果子狸。后者成为SARS冠状病毒（SARS-CoV）传染给人的中间宿主。
而果子狸，是当时广东颇有名气的一道菜。被称为山珍之首。
2003年4月的北京，迎春花已经开在枝头，寒气退去，春意正盛，天坛公园里的树木开始泛青。
但此时，无论是天安门广场、还是长安街、故宫、天坛、长城等以往游客攒动的地方，在2003年的春天几乎看不到一个人。
原因是非典。
非典时期的北京火车站
此时，从广东蔓延到全国的非典逐渐加重。
2月23日，广东省中山二院急救车司机范信德不幸因非典去世，是全国第一位殉职的公务人员。
2003年2月1日大年初一，范信德替同事值班，运送一位重症病人到中山三院。
医院通知说病人有一定的传染性，并且为他准备了三个口罩。范信德穿好制服，戴好口罩，完成任务后返回。
当晚11点45分，医院保卫科工作人员清楚地记得，范信德将车开回医院之后，脱下制服、手套、口罩说：“这病传染，我得好好洗洗车，免得把别人传染了。”
因为当时病人一路呕吐，车上全是呕吐物。范信德洗得很仔细，甚至拆下车上的坐垫，换下座椅套等。
但他不知道，自己接触的这名重症患者，是日后被人们称为“毒王”的周姓患者。随后的转院过程中，他又相继传染多名医护人员。
范信德被追认为烈士
不止广州，北京很快也出现诸位“毒王”。
3月16日，一位前往东直门医院求诊的李姓老人一共传染73 人，其中下传第一代即有27人。
并且因她传染非典而死的人中，有一位是病人主治医生的妻子，后者因为前来医院给丈夫送饭被传染。
生命的最后关头，她给同样感染非典的丈夫写到：
“第一，你以后要干呼吸科大夫；第二，你要继续研究这个病，人没有肺，太难受了！”
3月25日晚上，出租车司机王某来到三里屯附近的北京武警总队医院就诊，随后被确诊为非典。
3天后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出现一批医护人员感染，其中内二科主任医生李晓红，于2003年4月26日凌晨，在北京302医院病重去世。
她成为北京第一个因抗击非典而以身殉职的医生。
李晓红
非典袭击各大城市，是一场全方位的突袭。
到了2003年4月12日，疫情逐渐加重，各种民间谣言四处流传，人心惶惶。
那一天，广东呼吸疾病研究院召开发布会，钟南山认为：摸不清楚状况的人们如果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疫情将会更加控制不住。
发言结束后，有记者站起来追问：“现在的疫情是不是已经得到控制？”
这本应是一场“谨慎发言”的发布会，但钟南山没忍住，厉声回答道：
“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此话一说出口，举国哗然。但又像黑暗夜里，有人点燃火把，照出一道亮光，炸开方向。
那一年，钟南山已经67岁。没有人知道，这次发布会前一天，他回乡祭祖，在父亲的坟前沉默许久，然后决定在第二天的发布会上，向公众说出肺腑之言。
2003年4月20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公开信息显示，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
北京确诊病例的新数字是5天前官方数字的近30倍。
其中不为人所知的是，为了弄清楚究竟多少人得了非典，卫生部的专人在一个周的时间内，走访北京175家医院，逐个核对调查，最终才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
即便面对的问题十分艰巨且复杂，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4月20日的转折之后，疫情较重的北京，开始了一场和非典的正面较量。
首当其中的是隔离制度。北京市开通10条非典热线。一旦发现自己可能患有非典，需立即拨打电话呼救，会有救护车将患者送往医院。
据北京市急救中心党委书记汤旗介绍，一天的时间，他们接到的电话多达7000个，是平时北京120接通量的20倍。
还有，北京市政府指定6家医院为非典医院，将北京所有患者转移到这几家医院集中隔离治疗。
为了防止新增病例的持续提升，一旦有非典病人确诊之后，马上就有流行病学的专家，调查与他有过密切接触者的信息，当天就会有人前往这些人的家中，采取隔离措施。
同时，在北京多地，社区和村庄也被动员起来。人们相继开始自我隔离小区和村庄。
4月27日，北京开始全面建设非典患者社会救助机制，暂停北京所有娱乐场所经营，并开始每天公布疫情。
截至4月27日，北京累计收治非典患者2474例，确诊1199例，死亡59例。病人迅速将6大医院占满。
为了缓解这一情况，早在5天前，北京市政府已经有了预见性。
2003年4月22日，北京召开防治非典的联席会议，会上多位专家建议，医院不够用可以考虑征用疗养院，比如条件比较好的小汤山疗养院。
将所有病人隔离在小汤山医院集中治疗，是抗击非典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措施。
而就在讨论完小汤山医院的建设之后，建院8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因非典疫情过于惨重，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
从这时开始，作为非典疫情最重的北京，将焦点全部转移到了小汤山医院。
小汤山卫星地图
从一开始，小汤山医院就没有按照一座完整的医院来设计。从某种意义上，它最重要的功能只有两个：防疫和治疗。
2003年4月22日晚上10点，北京市国资委下属的住总、城乡、市政、建工和城建等部门的负责人，齐聚北京市建委会议室开会。
随后时任市建委主任的刘永富公布了市委的决定：30号晚上10点前，修建一所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医院，同时能够保障1400名医务人员的居住。
听到消息后，所有人为之震惊。通常，建设一所相同规模的传染病医院所需要的时间是2年，而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7天。
准确地说，从散会到交付使用，时间只有186个小时。
来不及思考，他们投入到紧张的建设中。
次日清晨，当中建一局40多人带着58个活动板房抵达小汤山现场时，他们当场傻了眼：总面积68亩的工地上人山人海。
等到晚上，参与施工的人数超过了4000人，数百台挖掘机设备集体开动。
小汤山医院副院长邓传福提起当年说：
“没有施工图纸，就请设计院的专家到现场边施工边设计，就连ICU病房都是我们在地面上用树枝划出来的。”
让工程顺利如约推进的，是当时7000多名工人。
一位叫李爱华的工人回忆：“现场感觉就是活很紧，人很疲劳，机器声和人声混杂在一起，很嘈杂，说话都得吼。”
4月28日，一位叫做赵志刚的工人，累到实在不能动，抱着被子找地方睡觉，不小心一脚踏空跌进沟里，居然在沟里顺势睡着了。
北京六建总经理助理郝建华回忆，他从23号中午到30号整整7天的时间，一下没闭眼。
每次开会，他都把腿肚子露出来，贴到冰凉的水泥地上，才能保证自己不睡着。
“过去说民工干，现在没有民工，所有人能动的全上。”
4月29日晚21时，7000人6天6夜的奋战，小汤山医院大体成型。
尚未上任的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前来视察，踏进水坑和泥泞，喊来施工单位主要领导说：
“摆在小汤山医院面前只有三条路：一是没有完成任务，只能选择带着耻辱走出去；二是发生大范围感染，大家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路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此时外面大雨倾盆，他把桌子一拍：“我们走第三条路！”
2003年4月30日下午6点，在所有设备调试安装完毕后，随着驻守军方戒严令的发出，所有施工工人全部撤出工地，军方正式接管。
至此，中国人与非典的战斗，开始进入反击阶段。
就在小汤山施工工地白天黑夜人声鼎沸的时候，很多医务人员，也做好了立即奔赴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准备。
关于人员的选拔标准，除了专业要求之外，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很多医生回忆，听到自己即将奔赴小汤山医院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万一回不来怎么办？”
但即便冒着死亡的危险，1400名医护人员还是在4月30日傍晚，第一时间进驻小汤山医院。
小汤山时期，医生和患者合影
他们中，有的医生在走进隔离病房之前，将自己藏的一点点私房钱交给了自己的妻子；
有的医生将自己的老母亲送到朋友家；
一位妈妈在走进隔离病房前， 写下遗书：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希望自己母亲能够将自己6岁的儿子抚养成人。
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护士，本来打算4月份结婚。但因为非典的爆发，她不得不停下，前往小汤山医院。
整整将近2个月的时间，她没有见到自己未婚夫一面。
当时在非典病人病房里，一位记者采访一位护士长：“您知道有（被传染）这种可能，为什么还要报名来？”
那位护士长沉默几秒后，给出了非常简答的回答：
“因为病人需要我去治疗，我想我能够去做。如果我们都不来了，病人应该怎么办？”
转运非典病人
5月1日晚23点，680名北京各大医院的非典患者被紧急转运到北京小汤山医院，转运的过程秘密而谨慎。
但在当时，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病人，很多都不相信这是快速建成的医院。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下了车就靠着墙哭：
“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你们是不是拿我们做实验？”
恐惧像病毒一样，需要慢慢散去。
病人进入以后，在这工作的医护人员，被严格管理进出。所有人身穿3层隔离衣，一旦进入不能轻易出来，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能喝水、上厕所。
当时5月的北京，气温已经升高到将近30度，厚厚的衣服和口罩，在医生走出病房时，常常最里面的一层被汗水沁透。
很多医护人员在其中白天黑夜颠倒，同时还要照顾到病人情绪，安抚他们受伤的身体和心灵。
时间流逝，没有人知道，与非典的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两个月？一年？
最终院长张雁灵给出的答案是：“按照规律，高温将不再适合病毒的传播，估计两个月后，患者数量会下去。”
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北京在与非典展开殊死搏斗，病情爆发地广东，也开始了与非典的决战。
3月17日，广东省累计报告病例突破了1000例。各大医院也开始筹备建设专属的非典隔离病房。
当年4月，是广东非典最为严酷的时段，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不堪重负，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累倒。
最危难的时候，钟南山说出了那句至今仍被铭记的话：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经媒体报道之后，源源不断的病人被送到钟南山这里，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
钟南山叮嘱所有医务人员：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尽全力保证不能前脚送来，后脚就抬出去。
在这场和疾病的战争中，钟南山身边很多同事和爱徒倒了下去，他非常难过，却也激起他的斗志。前路凶险，年过六旬的他负重前行。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牵头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降低了患者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治疗时间。
这套方案很快被全国的医院采用，成为通用治疗方案。
多年以后，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采访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时，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使深圳这个城市能成为抗非典的“特区”。
于幼军回答：我们的远红外测温仪立了大功。
在非典防治期间，深圳一家高新科技公司，发明了一种检测发烧的远红外测温仪。
用远红外测温仪发射的红外光，照射人的额头，能够快速检测出人的体温。
这一利器，在5月份迅速生产运往全国，开始在人流密集的火车站等场所，用于对人群的体温审查。
一定程度上，这一措施大大控制了非典后期的传播。
非典时用红外测温仪测量体温
小汤山医院投入使用29天后，在各级部门严防死守下，2003年5月2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
北京的非典疫情在此时得到了有效控制。
同时在广州，非典病人数量也不再增长，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被治愈走出隔离病区。
而那时，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随手写在病历背面的日记，经过媒体报道开始走红全国。
其中一首小诗写到：
灿烂的昨天，
如彩霞满天的黄昏，
渐渐淡去，
静静地，不留痕迹。
珍惜这段难忘的快乐时光，
把悲伤轻轻地抹去，
这一刻的光辉永记心中。
2003年6月20日10时05分，经过漫长的50天，最后一批18名非典患者康复走出小汤山医院。
此时，距离小汤山医院正式接收治疗病人，只过去50天。
50天的时间，小汤山非典医院共计收治680名病人，最终有672人康复出院。而参与治疗和护理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人被感染。
张雁灵当初说的第三条路，在所有人的努力下，顺利走了出来。
3天后的清晨，北京城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小汤山医院首批900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
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的名单中删除。
北京街头恢复了以往的人头攒动。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一位售货员激动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北京真牛！
2003年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本次非典过程基本结束。
相比于战胜病毒，人类更需要战胜自己的口腹之欲，战胜自己在食物链中日益膨胀的狂徒心态。
人类更需要思考的，是从已发生的灾难中吸取教训，学会与这个高深莫测的世界和谐相处。
非典之后，中国公共卫生领域以飞快速度进步。中国疾病防控中心的主任冯志坚说，“非典使中国医疗卫生系统蓬勃发展起来。”
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先后投入257亿元人民币，改善公共医疗设施和应对传染性疾病。
2006年，卫生部宣布基本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系统，而传染性疾病的通报体系覆盖全国95%以上面积的区域。
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先后抵御了禽流感、甲型H1N1病毒、非洲埃博拉病毒等多种疾病的入侵，一批又一批的医生、科研人员，前赴后继地提升中国医疗水平。
非典纪念邮票
纵观整个历史，人类和疾病的战争一直存在。
从第一次大规模流行传染病霍乱、到欧洲的鼠疫、清朝的天花、建国后的麻风病，一直到17年前的非典。每一次都有无数人被夺走生命。
伴随其发生的是，人们发明了抗生素，饮用经过消毒和灭菌的自来水，以此抑制细菌感染的风险。
针对病毒性疾病，人们发明了疫苗，彻底杜绝天花、麻风病等疾病的发生。
人类在进步，但病毒同样如此。即便医疗条件先进的当下，仍旧有太多包括艾滋病在内的疾病，我们无法彻底治愈。
1999年，美国医学专栏作家皮特·布鲁克史密斯，写出了一本书叫做《未来的灾难》。
它的副标题为：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
他用几十万字的篇幅，分析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被称其为有可能引发“瘟疫”的事实后，发出这样的感慨：
“一个瘟疫流行的时代是否会卷土重来？这实在是一个人类必须正视的大事。”
关于病毒防治的历史和科普讲座
如今，新型冠状疾病仍旧在全国肆虐，每天都有新增病例、死亡病例。
但这一次，我们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内清楚了病毒的结构、致病原因、传染机制。并几乎在最快的时间内，采取了果断措施，治疗、隔离病人。
从正月初一到如今，全国基本实现了村、社区的隔离。这在历史上，是从没有国家做到的事情。
同时，我们用7天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的建设，目前在筹备和使用中的，还有几座方舵医院。
相较于17年前，这一次我们快了太多太多，也清晰了太多太多。
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
当病毒再一次扑面袭来，面对已知的风险，仍旧有无数人，前赴后继奔赴武汉；无数人捐出一生的积蓄；大批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武汉。
当灾难发生时，无数医生像17年前那样，写下《请战书》，再一次站到疾病的面前。从全国各地集合完成的救援队伍，分批次奔赴武汉。
5000年不曾间断的文明，让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始终拥有一种不可思议地团结和敢于挑战一切的勇气。
文章最后，希望此次疫情之后，人类能够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
铭记每一位舍身救人的医护人员，每一位走向病毒的逆行者，铭记每一滴血和泪的代价。
从此之后，善待这片土地，善待每一个动物，善待每一个生命，善待身边每一个与你同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