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美国是同盟国,在香港问题上也可以说是一致行动者。
2019年8月9日,英国的爱情外交大臣就香港形势与林郑月娥通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今天的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已经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在香港没有主权,二是没有统治权,三是没有监督权。
在此之前,华春莹也曾向英国政治家提问过“在英国殖民地统治香港期间,香港市民有没有在街上行进的自由?”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期间,香港不民主,香港人甚至无权过街。 正是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切实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方针,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学术界称,香港英国时期香港、香港当地人认为“不自由民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对“世界人物”记者表示,香港总督拥有绝对的权力,香港总督设立行政局和立法局,香港总督兼任两局主席,掌握行政和立法权。 “行政局名义上是香港政府的决策机构,实际上只是咨询机构。 香港监督必要时可与行政局商量,不必要时或发生紧急情况时可免除商量。 行政局议员均由香港总督委任。 ’他说
立法局也是如此。 除香港总督当然是主席外,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当然是三名议员,其他议员均由香港总督任命。 立法局的主要作用是为香港监督提供立法参考意见,按香港监督的要求通过法律,其实只是香港监督的橡皮戳。 英国学者麦洛文指出“香港总督的法定权力达到了如果想行使自己的一切权力,就可以把自己变成小独裁者的程度。” 由此可见,香港监督下的香港没有选举。
然后,立法局总是为英国人垄断。 到1880年立法局获得中国议员伍廷芳。
伍廷芳(中)
但是,他在立法局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直到1926年香港总督轩尼诗说“伍廷芳在立法局等于零”,行政局首次出现了中国议员。
香港英国当局还实施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 “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居住地被明确划分,好的地区留给欧洲人,中国人不能居住”张俊义说。 香港英国当局的公园章程中,第三条规定“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得在公园内通过”。 第四条规定“椅子和椅子不得进入公园”的法院以各种方式包庇英国人,对中国人实施严厉的刑罚法。 1877年,香港的司法制度谈到“在我来到殖民地的最初几年,在香港被判处死刑的人数等于全英格兰死刑的一半。”
“然而,英国人掌握了香港的语言体系。 他们写的香港史着作都是逻辑:香港发展得这么好,完全是英国的功劳,没有提及任何镇压和歧视。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几年前,我打算和香港学者合作写一本关于香港历史的书,应该根据中国历史的上下文,在中国历史的框架下写香港历史。 结果,这位香港学者的反应竟然“在香港行不通! “”他还是个比较亲近的学者! 结果显示,工作不顺利,英国人创造的语言体系至今仍深深地束缚着香港人。 ”张俊义说。
1982年,英国在马岛战争中战胜了阿根廷。 那一年,受欢迎的英国撒切尔总理在北京就香港问题开始了会谈。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和撒切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
起初,她态度强硬,主张如果英国人不继续控制香港,香港就会衰退,并建议英国人继续控制香港。 邓小平认为,在主权问题上没有争议的馀地,任何中国政府到现在,如果不在1997年回收香港,就退位,不能向中国人民说明,也不能向世界人民说明,香港的繁荣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很大影响,“这个推测是不正确的”,中国建设的基础在大陆。 “如果中国能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这个决定本身就不正确。” 邓小平还表示,如果15年的过渡期中香港发生巨大变动,中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回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撒切尔夫人的气焰十分震惊,离开人民大会堂东门时,在楼梯上摔了个有名的摔跤。
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会谈后,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摔倒。 (视频镜头)
英国人看不懂主权问题,所以改变了战略。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杰写道,英国人从1985年到1997年,自由地大大改变香港的制度,特别是最后的香港总督彭定康任内( 1997年到1997年)。
熊杰举出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香港立法局,历史上不是民选。 这一直由香港总督分配,所以叫“局”,意味着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 但是1995年,香港英政府在破天荒的土地上发生了民选的“立法会”。 其目的是,从今天开始回顾,英国人出发前,用英语创造“期待高涨,不能满足的革命”。 2016年香港立法会举行全金属宣誓剧,一部分新当选议员打算推翻就职宣誓的誓言。 此外,也有机会主张支持香港的“独立”。 在英国人出发前,他们都有意识地在香港进行了“期待高涨,令人不满意的革命”,这一点得到了证明,确实有效果。
2016年,香港立法会出演全金属誓言剧,一些新当选议员试图推翻就职誓言。
“第二个例子:香港英国时代为了维持香港的治安,有两个重要的法规,英国人在出发前就被中止了。 一项是《公安条例》,另一项是《社区条例》。 在《公安条例》未被撤销的时候,有人在街上示威游行的,首先应当向香港警察申请取得许可证。 如果警察不承认,游行是违法的,警察很快就能抓住人。 在《公安条例》被取消的香港游行的人们,一边在街上游行,一边对警察说一声就够了。 因此,1997年香港回归后,发生了示威。 根据以前的《社团条例》,香港总督对香港的任何社团,只要怀疑其通晓外国,可以立即宣布该社团为违法组织,并取消其执照。 其中包括接受外国捐款。 今天回头看,英国人取消了这两条法律,其心凶狠,真是不可挽回。 ’他说
香港英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 他们沿袭了英国传统,属于判例法系,法官的判决在司法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这与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大陆法系截然不同。 法官任免也沿用英国的终身制,香港总督一经任命,除非死亡或自愿离职,法官可终身任职。 港英时期,被任命的法官大多是英国国籍。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在2016年产生的新香港终审法院常任和非常任法官任命中,17名法官中,中国香港籍只有两人,其馀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判例具有很强的倾向性。 今年7月14日,暴徒杜启华咬断了警察的手指。 结果2天后,法官以1万元保释金不能进入新城广场为条件,同意杜启华的保释请求。 司法界轻视暴徒的轻判,忽视警务人员的权利,对暴力也起着波澜的作用。
张俊义表示,英国在撤退前培养了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亲英高级公务员。 被称为“乱港四人组”之一的陈方安生是典型的(另外三人是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香港一些人衷心承认西方的价值观,不承认中国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 陈方安生由彭定康提拔,1993年11月,彭定康接替霍德,成为首位中国布政司。
香港回到中国后,英国人担心这片土地。 英国学者罗向《世界人物》记者报道,英国政府无视从香港回归的事实,频繁地动手香港事务,挑衅中国政府。 “2019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发表声明,完全歪曲了中英之间的协议。 将香港归还中国,从定义上讲,是将主权交给中国,所以香港的事务是在中国国内。 相比之下,亨特试图声称英国对香港有权利。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我们是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者。通过监测其执行情况,我们按照我们的承诺负责行动,不是干涉……”英国人口的“监视”也“执行”。 1997年7月,英国政府开始发表第一期《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书》。 到2019年3月底,发表在第44期。
正如英国学者马丁杰克所说,香港的繁荣不是英国的错。 “我只是运气好。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多只有香港才能做到,北京、上海、深圳都可以做到,香港没有唯一性,“唯一的通道”的红利就消失了”。 熊杰也表示,自1997年以来,中国大陆年GDP增长率从未低于6%。 为什么香港经济不能同期增长? 其原因是“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过于强调“两制”,香港依然坚持“自由”经济体制,没有内地“宏观调控”。 我们的结论是,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缺乏“一国”的成分。 这是与“港独”人的直觉相反的结论”。
在中国香港上演《香港独》剧时,南亚次大陆也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这也是英国殖民者埋下的“祸根”。
8月5日,印度政府宣布废除现在的宪法第370条,取消宪法赋予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 邻国巴基斯坦的外交官侯赛因在《国民报》中评论说,摩迪政府的目的是将克什米尔以外的人们带入该地区,通过改变克什米尔的人口结构,加强印度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发表说,印度宪法第370条是折中案,承认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不同。 废除这个计划会给那个地区带来动荡,引起暴力。
两种预测都得到了验证。 在印度,呼吁印度人去印度克什米尔购买土地的邮件迅速受到欢迎的巴基斯坦,数百名示威者在克什米尔地区举起黑色旗帜,焚烧汽车轮胎,呼吁“打倒印度”口号。 首都伊斯兰堡和商业中心卡拉奇也连续两天发生大规模的反印游行。
2019年8月6日,印度宣布废除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后,孟加拉国穆斯林在首都达卡提出抗议。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8月15日之前都是英属印度殖民地。 征服印度后,英国人利用印度社会存在的姓氏、宗派矛盾,强烈挑衅各阶层、各社会集团的关系,强化自己的作用,维持殖民统治。 马克思在《印度军事起义》中写道:“综合起来,构成被称为印度的地理系统的种族、部落、姓氏、宗派和国家之间的仇恨——这种仇恨一直是维持英国统治的基础。” 当时印度社会存在着三角矛盾:国大党与英国人的矛盾、穆斯林联盟与英国人的矛盾、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将印度巨大的人力资源投入反法西斯战争,英国政府承诺战后将政权移交给独立的印度政府。 战争结束后,尼赫尔率领的国大党要求实现印度的独立和统一,以真纳为代表的穆斯林联盟要求建立分离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顺洪告诉记者。
与香港一样,英国在印度实行总督专制统治。 1947年3月,蒙特恩担任印度总督后,与印度各政党领导人谈判,深感局势危急。 5月末返回伦敦,6月2日返回印度,第二天发表了“伯顿计划”。 根据该方案,印度分为印度主要以印度教为主体的印度斯坦和伊斯兰教主体的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土,英国分别交接了政权。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 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建立的8月15日,印度自治领建立。
印度统治数年后,700多万伊斯兰教徒离开家乡,从印度迁到巴基斯坦的许多印度教徒也从巴基斯坦逃往印度。 在那期间发生了很多摩擦和冲突。 这加剧了两个宗教之间的矛盾和仇恨。 1947年在印度巴分治看到流血冲突的法尔安娜·皮雷教授对当时的情景表示:“旁遮普,西北边省和信德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 人们有时不得不用真正的名字吃自己亲人的肉,喝自己亲人的血。 阿姆利定律和德莱斯里尔汗市区完全平整。 恐怖世界于1947年8月开始。 拉合尔成了死城。 从1947年8月12日开始,这个和平的居民,拥有高中20所和中学数十所,宫殿和公园很多,拥有工业企业和工匠街区的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名副其实地成为墓地和恐怖与死亡的世界。 人们的活动和外界的联系像魔术一样突然停止了。 过了一会儿,车站变成了战场,那里的穆斯林职员杀死了印度人和锡克教徒的伙伴,那里的锡克教徒和印度居民与企图杀死他们的穆斯林流氓搏斗,巴罗的士兵和多哥团的士兵互相射击。”
“支持电池方案”还赋予任何自治领域自由参与的权利,如果不想参加任何自治领域,可以保持和英国的旧关系,但不能得到自治领域的权利。 “土邦”是指英国殖民时代的南亚和东南亚一部分地区保存的土着王族的领土。 印度的土邦面积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克什米尔是印度第二大的土邦,在这里伊斯兰教人口约占77%,印度人约占20%,其馀的人是锡克教徒、佛教徒等。 按常识来说,这里应该由穆斯林管理,但英国人在1846年把克什米尔的统治权卖给了印度教徒王族格拉夫斯辛格。 《山地巴丹方案》公布后,王公哈利·辛格想独立,巴基斯坦也签署了协议,印度不同意,想把克什米尔放入自己的版图,甘地和山地巴丹游说王公,但是没有成功。
1947年8月,克什米尔彭奇地区发生了伊斯兰教退伍军人抵制克什米尔公爵统治的起义,当年10月设立了“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宣布加入巴基斯坦。 哈利·辛格向印度寻求援助。 印度掌握了这次最好的时机,建议只有克什米尔合并印度考虑援助,哈利·辛格被迫同意。 印度马上派军队去克什米尔,帮助哈利·辛格镇压伊斯兰教徒,巴基斯坦支持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徒的力量,第一次印度巴战争开始了。
1949年1月1日午夜,印度按照联合国决议实现停火,7月根据联合国监督下双方同意的《卡拉奇协定》划定了停火线。 克什米尔一分为印度和巴西。 停火协定没有解决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停火线也违反了克什米尔居民的意愿,成为印度巴对峙的前沿阵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的纠纷不断。
中东巴伐利亚地区也是世界闻名的“火药桶”,其现状也与英国有关。
2019年8月11日,以色列警察对耶路撒冷清真寺建筑群中的巴勒斯坦信徒行动。
“巴勒斯坦原本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因战略需要和踏入地中海东岸,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作出了各自矛盾的承诺。 张顺洪说,英国为了动员阿拉伯人抵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保证支持阿拉伯人的抗争,英国在1917年发表了《贝尔福德宣言》,声称支持犹太人的复国运动,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为犹太人建立民族之家。
同时,英国秘密缔结了分割法国和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萨克斯-皮科协定》。 根据该协定,战后巴勒斯坦以“国际共同管理”为名义,由英法共同承担。 战后叙利亚等成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公元135年,罗马帝国把犹太人驱逐出巴基斯坦,流浪世界各地,之后开始了回国运动。 当初,很多犹太人对复兴不感兴趣,甚至反对。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代表了197名,仅代表了世界上数百种形式和性质的犹太人团体《贝尔福宣言》之后,运动发展,在登记了85万会员的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夕,会员也在150万人以下,不到犹太人总数的十分之一。 关于复兴地点,19世纪末犹太复兴运动领袖赫兹曾提出避免巴勒斯坦分居的计划,到20世纪初为止,许多犹太人认为在巴勒斯坦的复兴必然会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在道义上不符合。 但是,《贝尔福特宣言》的公布,使一部分犹太人相信了英国人的说法,一战后移居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 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然占多数。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赢得阿拉伯人的支持对英国越来越重要。 英国政府决定保留建造犹太民族家园的计划。 限制犹太移民入境巴勒斯坦,限制土地出售和转让给犹太人的政策加剧了犹太人的反英斗争。 张顺洪说。 英国立即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要求英国放松改变“阿拉伯反犹太人”的政策。 “美国统治团体很重视犹太裔美国人的选票和钱包,对他们的声音很敏感。 罗斯福在1944年竞选时答应帮助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但杜鲁门要求英国取消犹太移民的限制,使犹太难民能够立即移居巴勒斯坦。”
二战后,英国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分歧,建立巴勒斯坦联邦。 面对美国压力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谈判陷入僵局,英国于1947年4月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联合国大会通过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后,英国于1948年5月结束了对该地区的委任统治,第一次中东战争马上爆发了。
目前,巴勒斯坦冲突仍然占据国际新闻的重要地位。 2019年8月10日,哈马斯的发言人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另一个罪”,以色列说“必须对激怒巴勒斯坦人的结果负责”。
在支配塞浦路斯期间,英国也推进了分化手法,引起了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居民的矛盾。
塞浦路斯位于土耳其的南部,希腊的东部,是地中海的岛国,属于欧洲。 公元前1500年,希腊人开始移居塞浦路斯岛。 从1571年到1878年,塞浦路斯岛受土耳其统治,成为英国殖民地。 岛上的稀土两族将希腊和土耳其分别视为“祖国”。 塞浦路斯2017年的人口为94.9万人,其中希腊人口占72.8%,正教会、土耳其人占9.6%,伊斯兰教、外国人占17.6%。
20世纪50年代,赛亚人加入了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大潮,掀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高潮。 希腊人主张塞尔岛在从英国统治中解放后应该与希腊合并,土耳其人主张独立后两个民族分裂。 希腊和土耳其各自支持一方。 “此时英国重复着古朴的手段,大大挑衅了稀土两族之间的矛盾,利用土族对抗稀土两族,稀土两族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张顺洪说,英国国际化塞浦路斯问题,使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参加塞浦路斯纷争。 1959年,英国与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签订了《苏黎世-伦敦协定》。
根据该协定,英国保证塞浦路斯独立,但作为条件,英国允许在岛上设立军事基地。 一个基地位于塞岛正南方,与英国当时统治的苏伊士运河呈直线相对的另一个基地位于塞岛东南部,是德克里亚,可以看作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正式独立,这两个地方属于英国。
“塞浦路斯独立时,英国的安排过于强调稀土两族的分权和分治,塞浦路斯中央政府缺乏维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有效机制,稀土两族在权力分配等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矛盾。”张顺洪说。 塞浦路斯的现行宪法在独立当天宣布,总统由希腊人担任,土耳其人是副总统,行政权是总统和副总统,两人对行政的重大决定有否决权。 这是因为碰撞埋下了种子。
1963年12月,希族警察打死了2名土族人,成为了流血冲突的导火索。 希腊和土耳其驻塞军分别站在同族一边作战。 1964年,联合国向塞尔岛派遣了维和部队,阻止了稀土两族的冲突。 但是,稀土两族的紧张关系没有缓和,联合国必须长期常驻维和部队。 1974年7月15日,希腊军人政权在赛亚发生了军事政变。 五天后,土耳其军队干涉保护部落,占塞浦路斯北部40%的土地。 之后,经过联合国的调停,在全岛中间建立了东西狭窄的无人地带,被称为“绿线”。 住在南方的土耳其人迁往北方,住在北方的希腊人迁往南方,从此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即使在首都尼科西亚,“绿线”也分为两部分。
1983年11月15日,土耳其人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各国不要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以外的塞浦路斯国家,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无效,要求土耳其人撤回独立决定。 之后,塞浦路斯的稀土两族分别在“绿线”两侧召开万人集会,希腊族表示支持安理会决议,土耳其族抗议。 到目前为止,只有土耳其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塞浦路斯的稀土两族矛盾尚未解决。
2019年8月9日,塞浦路斯希腊人和土耳其领导人举行会谈,决定重新开始统一谈判。 然后,9月份和联合国秘书长进行了共同会谈,计划了将来和谈判的进程。 但舆论认为,双方开始统一谈判是为了缓和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在天然气勘探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前景不容乐观。
2019年8月9日,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他与塞浦路斯总统希腊人首领尼科斯·阿纳斯塔西亚(右)和土耳其人首领斯塔法·阿肯色握手。
正如英国学者罗所示,“分割统治”是英国处理殖民地的传统手段。 现在一些香港人无视内陆的歧视,说“明确证实了英国在香港殖民地时代使用的“分工治之”政策的“效果”。
英国因为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而被命名为“日不落帝国”。 “日落”之后,它自己创造了许多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