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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开埠以来，它已经包含了足球的基因。在体育梦想、家庭和国家梦想的感觉下，中国足球从何而来，又走向何方？10月18日，在“杨浦的七个梦想:体育”的专题讨论中，杰夫邀请上海体育学院的卢听云教授与风起云涌的新闻体育记者滕飞一起向我们解释上海足球前世的转型之路和中国足球。
足球说起来虽然只是一项运动，但却也反映了社会的几次大的浪潮。现场展开谈了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以下是对本次谈话的简缩版。韩国香港足球
路云亭老师在讨论中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足球运动出现在上海滩，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中联赛、西联赛，当时的联赛可谓盛极一时，圣约翰书院和南洋公学主办的大学联赛也成为当时上海足球的一大盛事。讲到上海的足球就不得不提到香港。后来发生的事情是，香港带上海，上海带大连——这就形成了中国足球发展的链条。
原先在香港踢球的球员，一度留在上海，香港球员的故事便也留了下来。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一句口头禅式的话口耳相传，足以窥得当时李惠堂在足坛的地位。宽广的视野，极佳的组织能力，射门准头也很好，这便使李惠堂在中国足坛成为了像梅兰芳一样的人物。在各种公开赛事中，李惠堂共射进近2000球，与巴西的里登雷克、德国球星盖德穆勒、球王贝利以及独狼罗马里奥并列，是迄今世界上进球逾千的五大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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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球王 李惠堂
孙锦顺在对阵英国陆军联队的比赛中，曾将对方的球网射穿，港报头条赞誉：“一脚破千钧，不愧铁腿郎”。由此，“孙铁腿”的雅号响彻足坛。一名门将在扑救他的射门时将虎口震裂，可见力量之大。这“铁腿”与他从小踢的特制“油球”相关——所谓“油球”，便是放在机油中浸泡后进行晾晒，变得沉重又缺乏弹性的足球，长期用油球苦练，才使“孙铁腿”有这一脚破门的力量。
谭江柏也是当时十分有名的球员之一。不同于同时期球员以“铁腿”闻名，腿上功夫见长，谭江柏的头球极佳，因此又名“谭铜头”。除了以头球闻名外，他的身份又有些特殊——是香港歌星谭咏麟的父亲，因此，谭咏麟儿时与父亲练球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
从香港到上海，这些球员的故事都流传了下来。球迷对他们的了解，不仅限于平面化、刻板的印象，而是在传播中平添了一丝浪漫主义的想象——故事流传，足球便如火种般生生不息；而故事消失时，足球的文化便也渐渐湮没。
工人足球文化的崛起
弄堂文化常被认作上海足球形成的原因之一。这种说法认为，弄堂的狭小空间，造就了上海足球寻求变革、寻求技术的一种趋势。所谓的“小快灵、技术流”，正是对当时的弄堂足球较为形象的评价。但这样的认识并不全面，也未必准确。
近代社会的足球文化，便是从成片的工业区中发展起来的。通过足球运动产生互动，工人阶级变得更为团结，而工会的抗争也更具声势。某种意义上来说，足球确实可以被称作是工人的运动。1863年10月26日，英国人在伦敦皇后大街的弗里马森旅馆成立了世界上首个足球协会，现代足球就此宣告诞生——此时已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有200余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仅仅是贵族和市民的消遣，对足球更狂热的则是代表“蒸汽和汗水”的工人阶级。在场边喊叫，甚至翻过围栏闯入赛场造成骚乱：严格意义上来讲，英超没有中产阶级——当球迷以工人阶级为主导时，就决定了英超联赛同样以工人阶级为主导，他们热爱足球的同时，也能通过足球改变自身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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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流氓造成的海瑟尔惨案
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杨浦区为上海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杨树浦现象”，杨树浦地区的工业区成片开发，产业工人如雨后春笋般成群出现，工人足球也成为了解放后最为华丽的一个章节。在上海传统的足球生态中，杨浦区承担着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所谓弄堂足球，就是工人足球。杨树浦作为老工业区，其中大量的产业工人带给工人足球极为广阔的土壤，上海的足球文化也由此崛起。
足球教育路在何方
曾有无数人说过，青训是足球的基石，校园是足球最好的培养皿。1983年横空出世的大空翼燃起了许多日本少年的足球梦想，《足球小将》使这项运动成为了日本校园中最受欢迎的“部活”，J联赛的诞生又使日本完成了从校园向企业输送人才的闭环。在校园足球文化的培植下，无论是在竞技化还是社会化的道路，日本足球上都走在了亚洲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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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小将》为日本带来足球热
然而在受到应试教育影响的中国，“惟有读书高”成为教育中永恒的主流观点。一些家长认为踢球浪费孩子读书的时间；另一些家长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对职业球员的出路抱有一定的怀疑——职业足球运动员到底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有更为极端派的家长受到某些负面信息和事件的影响，认定足球会使孩子沾染上某些坏习性，即使在一些足球基地中开设道德教育课程，也无法打消家长们的顾虑。精明的家长算了又算，得出了结论：让小孩子踢球，实在是太不划算。
随着中国足球的市场化、流动性加强，上海球队的“本土血液”逐渐变得愈加稀薄，甚至在足球学校中的上海小孩也变得越来越少。上海足球教育的未来在哪里，逐渐成为老一辈本土球迷所忧虑的问题。
就徐根宝足球基地来说，基地虽然设立在上海，但几乎不在上海本地招生，而是去相对偏远的地区招生，那么，未来的弄堂里还会有小朋友去踢球的身影吗？
四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说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但谁来抓娃娃？广告商是不会给未成名的娃娃投资，当市场化的时代没有了经济利益，抓娃娃只能是一句口号，青训最后也只能成为一个概念。
新自由主义下球员与球迷的错位
也同样是四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确定了国民经济发展新的指导方针，足球也从国家管理逐渐变为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
这种“自己的钱自己花”的新自由主义，不断蔓延到足球的各个领域，球员思想领域首当其冲。球员要忠于经济来源——俱乐部，从客观上来讲，这是完全成立的。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个人至上、俱乐部至上的风气。这种风气以及竞技体育和俱乐部制度的残酷性让球员不得不在国家队比赛中下意识地担心受伤问题，对受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着潜意识的恐惧。
而对球迷来说，中国足球仿佛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任何改革和说法都显得毫无公信力与说服力。
1980年代引进世界杯后，培养了一大批忠诚的球迷，他们终生迷恋足球，无法忘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妻子离我而去，而我心中还有个永远不出嫁的18岁少年，她就是足球”。像罗西一样，对很多球迷来说，足球确实是给你近乎宗教的信仰，人们为它哭泣，为它离婚、自残甚至自杀。诚然，像球迷自己说的那样，可能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希望中国足球变好，但是不断的催促和持续的发声，使本就有过断层的中国足球陷入了“拔苗助长”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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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球迷罗西为中国队助威
爱国不该是通过体育来体现。不是说胜利就是爱国，输球就等于不爱国。在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下，球迷和球员正处于一种错位状态。
足球变革之路：长路漫浩浩
在大部分球迷看来，对中国足球正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爱恨交织之感。日韩足球纷纷发展起来后，球迷间的群体性焦虑显得愈发严重。
经常有人将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韩国足球相比较。同为东亚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足球水平突飞猛进，成为亚洲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代表队；韩国足球则十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自墨西哥世界杯后就从未缺席，国脚孙兴慜入选2019金球奖30人候选大名单，成为“亚洲之光”。似乎只有中国足球依然在苦苦挣扎，今天学英国，明天学东欧，后天又开始学巴西，用尽百般手段皆不通。
整整一代青年球员的集体没落、令人咋舌的人才断层。一切的修复都不可能只在一朝一夕，而是需要两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填补那道沟壑。
但足球的魅力就在于他的未知性，在于它的特质——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没有绝对的强与弱。至于球迷，也不该有这种过度的、跨界的焦虑，要用一种发展的、流动的眼光去看待足球，从只争朝夕变成不争朝夕，多给中国足球一些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