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牌背后的生意:10万买断指标,20万假结婚过户,中介月赚十余万

作者/王蒙

编辑/张硕

六个月前,大学老师程贤和中介杜凯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交集,但是因为北京的车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

在餐桌上,他的妻子总是后悔在实施彩票政策之前没有开始,而程先和在考虑存钱买房时却“吐了出来”。她不知道该考虑买辆车。在车牌交易的那天,程贤和他的妻子告诉杜凯,他们一家人非常开心,前一天晚上没有睡着。他们想要北京牌照已经快十年了。

程贤和他的妻子在海淀区工作,离他们在昌平的家不到40公里。公共汽车到地铁,每天通勤时间接近两个小时。早上高峰时间的地铁13号线总是很拥挤。程先和一直想买车。

我妈妈半夜突然生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网上的出租车或公交车,这几乎造成了一场灾难。那晚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无论老幼,拥有一辆车对他来说都更方便。2014年,程贤和贷款买了一辆车。在一名4-S店员的“帮助”下,他又花了6000元买了这辆新车的河北牌照。他的想法是,只要彩票中标,就搬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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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入境许可”政策的调整打乱了程先和的计划。从2019年11月1日起,外国牌照车辆进入北京六环路和通州必须申请《北京入境许可证》。每辆车一年最多可运行12次,最多7天。这意味着,新政策正式实施后,拥有河北牌照的程贤河一年只能在北京的主要道路上行驶84天。

获得北京牌照迫在眉睫。2018年7月,在同事的介绍下,程贤和杜佳凯加入了微信。三个月前,这位同事刚刚从杜凯“购买”了一个小型巴士指数。

事实上,所谓的“购买”指标只是购买使用权。购买指示器的人租用车主的小型公共汽车的指示器,并在购买自己的汽车后使用它来签署车辆。然而,由于小巴的索引属于车主,车辆的所有权也以车主的名字登记,车辆的日常使用属于买家。

自2011年北京实行汽车彩票以来,北京车牌已经成为稀缺商品,中奖率逐年下降。2018年,普通乘用车最后一期指数彩票的中奖率约为2280:1,2019年,第一期的中奖率约为2367:1,创历史新高。

新能源汽车牌照也成为热门话题。根据北京市乘用车指标控制管理信息系统4月25日发布的乘用车指标最新应用结果,按每年发布的54000个指标计算,排队的新能源个人数量已经超过41万,这意味着北京新能源个人的排队将达到2027年。

北京乘用车指数销售已经成为一项不错的业务。供应永远无法满足需求,是绝对的卖方市场。随着11月1日外国汽车进入北京数量限制的实施,北京品牌的价格开始了新一轮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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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和熟人做生意

在北京,从事车牌交易的专门机构不多。电子商务平台的销售、二手车评估师、4S商场的销售人员以及胡阿祥二手车经销商是该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对大多数机构来说,牌照业务只是他们的“副业”。

通过摇号来获得小型公共汽车指数的可能性越小,车牌就越受欢迎。

租用一个北京品牌的价格已经从每年数百元涨到数万元,但持续了六年。在此期间,北京小巴指数的年度配额从2013年的24万降至2019年的10万。

提早开始意味着更少的钱。当程先和去年7月询问时,“买断”指标的价格约为7万元。六个月后,价格升至9万元左右,今年3月的报价已经超过10万元。所谓的“买断”意味着买家可以长期使用这一指标。

与下滑的新车市场相比,车牌业务价值不菲。整个行业基本实现了透明度,包括中介佣金。人工智能财经从不同机构了解到,该机构的佣金一般是车牌交易费的3%~5%。简而言之,租金大约是每年15000到6000元。中介可以赚500元。三年的租金约为4万元,中介人可获得1000-2000元。

杜凯计算了一笔钱。仅在4月份,他就通过车牌交易获利超过10万元。他不担心有人抢走他的工作。中间圈相对封闭。没有人愿意和你做生意,即使他们有钱。“资源共享”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因为市场足够大,没有人能独自承受。

作为中间人,杜凯的原则是只与熟人做生意。相互了解可以将风险降至最低。即使你手里有钱,如果他觉得不可靠,他也不愿意去赚。

去年八月,一位老顾客把他的一个朋友介绍到杜凯,并想租一个北京指数。经过调查,虽然对方一直在微信上与杜凯互动,并表现出积极的表现,但最终业务并未完成。

杜凯通过中间人得知,老顾客带来的朋友不仅有吸毒史,而且有赌博爱好。无论买卖双方,只要他们涉及“赌博”和“毒品”,杜凯就把他们视为“高危群体”,坚决拒绝与他们做生意。

滴滴司机也被杜凯视为“不合作”。整天在路上开车很有可能发生事故。发生事故或肇事逃逸事故时,出租汽车牌照的一方有可能承担连带责任。相反,在北京拥有房地产和合法稳定工作的城市白领和企事业单位员工都是杜凯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如果你有房子和体面的工作,你就不怕他逃跑。"

北京小巴指数的所有者被称为“投标所有者”。买方支付部分定金,并委托中介寻找他打算出租或出售的指数。八佰伴多年未获得的“北漂”和持有该指数的“标准所有人”被“杜凯”联系在一起。围绕牌照的租赁和销售形成了产业链。“一个许可证难找”的现状催生了一个开放但隐藏的地下交易市场。

隐藏的原因是私人买卖汽车的指数不受法律保护。

2018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私下签署牌照买卖协议的案件。原告以3.7万元购买的北京小客车指数实际上不可用。“所有者”王某被起诉至法院。法院最终裁定,双方签署的“索引协议”违反了《北京市小巴数量调控暂行条例》,要求王某返还原告3.7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为了从“齐鲁”获得许可,几乎每一步都隐藏着风险。北京市密云区法院今年4月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郭某以法院拍卖的北京市机动车牌照为由,在2018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内,共骗取了11名买家68.5万元保证金。郭说,2018年6月,在被谎称能够办理北京牌照的张某骗走4万元存款后,郭也决定以同样的方式骗钱。郭最终因诈骗被判10年监禁。

在得知杜凯的报价后,程先和没有决定购买该指数。同一住宅区的业主告诉他,13万元的投标可以保证第三阶段在6个月内中标。

在车主的介绍下,程贤和华翔的一个二手车经销商见了面。双方很快签署了协议,付了钱,等待彩票的结果。六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找到。程贤和这才转身找到了杜凯。

虽然13万元最终被退还给程先和,但他总觉得这就像一场“空白狼带手套”的游戏。如果半年内在别人账户上花了13万元,即使买了余额宝也能赚取3000元以上的利息。如果10个人付钱,汽车经销商半年内“撒谎并赚取”超过3万元。然而,这只是他的猜测,没有办法证实。

02

价格每天都在变化。

指标的缺乏使得“中标者”站在整个食物链的顶端,拥有绝对的定价权。

“北京本地人”田鹏的家庭有两个指标。在北京实施汽车彩票政策之前,他买了一辆汽车。结婚后,他的妻子,也是北京人,也通过彩票得到了一个指标。2014年,他以每年7000元的价格将自己的车牌租给了同事。今年1月,他的房租涨到了每年1万元。

从整体市场情况来看,田鹏的报价不高。

投标人提高了价格,买方的生活更加艰难。为了寻求更新,张洋每年六月都会购买水果和礼物来拜访他的“中标者”。三年前,张洋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以蒋予言的名义租了一个北京小巴指数,每年3600元。此后的每一年,张洋都必须与蒋夫人签署续约协议。

张洋曾提出将租赁协议从一年改为三年的建议,但没有得到蒋夫人的同意。如今,这一指标的租金价格已升至每年12,000元。

北京的乘用车有短期租金和长期租金。短期租金开始出租一年,价格从两年前的560万元上涨到1560万元。租金三年为每年14000元,五年为每年12000元。杜凯表示,这仍然是今年3月的报价,甚至北京品牌新能源乘用车的年租金也是670万元。

长期租赁可以持续长达20年,这被称为“买断”。这样,承租人需要花费140,000-150,000元,租赁期为20年。甚至房主的身份证也可以直接被承租人使用。

杜凯解释说,真正意义上的20年不是20年。事实上,您可以永久使用该指示器。中标者通常不会收回该指标。业界称之为“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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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直摇摆不定但没有成功的人,只是需要买车,已经成为主要的购买群体。

对于两个不认识的人来说,信任是他们建立联系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只有一个指标。金钱和抵押品可以帮助建立这种信任。

对于三到五年的短期和中期租赁,业主对承租人有许多要求。例如,车主必须为车辆购买100万元的保险,同时车辆的“绿色副本”(即车辆登记证)必须在车主手中。

这本“绿皮书”不在他自己手中,他也不总是坚定不移。一旦丢失或被想要使用它的人使用,使用它作为抵押贷款的人很可能拥有两辆空汽车并还清债务。正是因为这种担心,程先和决定花钱“买断”一个指标,并在一开始就把“绿皮书”拿在手里。

价格波动以天为单位计算。如果有很多人想买,中标者将提高价格。在特殊时期,中标者可以在上午和下午进行不同的报价。中标者有这种信心的原因是,这个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卖方市场,买方只能处于被动的一方。

虽然指数租赁和交易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但今年的情况比往年更为特殊,需求也在增加,但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许可证越来越少。“手里拿着牌照的人会选择观望。显然,车牌以后会变得更有价值。”

通过梳理他手中的顾客,杜凯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是5年多来一直在摇摆不定的人。一群只需要“进入北京”但多年未能达到这个数字的人直接推高了汽车指数市场的价格。

去年,北京新能源汽车的一年租赁价格为2000-3000元,但现在已升至7000元左右,仍然“很难找到一个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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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业务

拥有牌照比租车牌照还有一条“捷径”。就这样,杜凯拿到了牌照,每次他露面,都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假婚姻。

2014年,杜凯还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他的副业是“搅动”的标志。他在北京的一位女同事继承了一个指标,因为他父亲去世时,他的车和牌照都在。由于他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杜凯提议通过“假结婚和真正的所有权转移”的方式购买女性同事时,离婚的北京女孩欣然同意。

“当然,我没有让她受苦。给的钱绝对是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2014年9月,杜凯记不起具体日期。他们决定去民政局“处理此事”。杜凯那时已经有女朋友了,但是他没有告诉她假婚姻的事。

在拿到结婚证之前,双方还签署了婚前财产协议和公证书。尽管他们彼此都很熟悉,但他们仍然需要清楚地认识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拿到结婚证后的第二天,杜凯和她的女同事去车管所提交了变更北京牌照指数的程序。半个月后,杜凯拿到了印有他名字的驾照,并在当天下午办理了离婚手续。

当谈到当时是否考虑到风险时,杜凯的语气平淡无奇:“我只是想要一个牌照,但我不认为风险不是风险。”

通过婚姻转移指数的费用约为20万元,高于租金指数价格,但难度更大。尽管他的指数是通过婚姻转移和离婚获得的,尽管他可以从一次婚姻转移中获得8000-10000元的佣金,但杜凯并不建议客户先获得假离婚,然后再获得假婚姻作为一个指数。他一再强调,“拆毁寺庙总比毁掉婚姻好”。更重要的是,该条例实际上对婚姻所有权的转移越来越严格。

当杜凯在2014年处理婚姻转移时,前后不超过一个月就达到了目标,但现在至少需要半年。以前,在早上拿到结婚证后,我可以在下午向车管所登记。但是现在几乎不可能了,考试变得越来越严格,结婚和转学申请的时间间隔太短,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很容易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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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申请时间间隔外,买卖双方的年龄差异不应太大,否则很容易使转让人员产生怀疑。去年,一位70多岁的北京老人愿意通过婚姻转移出售他的一项指标,但杜凯没有为他找到买家。"这个时代再怎么离谱也不过分。"

根据北京市乘用车指数管理处颁布实施的《北京市乘用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以虚假或非法手段获取的北京市乘用车指数确认函视为无效,其资格予以取消。同时,申请人提交的指标申请在三年内不予受理。

如果你想把指数直接放在买家名下,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婚姻转移所有权。买方需要先支付一部分保证金,中介机构在收到保证金后的约定期限内寻找中标人,这称为“匹配投标”。

杜凯告诉人工智能财经,圈子里有一个“隐性”规则,通过婚姻转移购买目标时,女性目标的价格比男性目标高出1万至2万元。这并不是说女性更容易在婚姻中遭受损失,而是说女性比男性更难找到中标者。

“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对于汽车等固定资产,指标很少归入家庭中的女性名下。”杜凯说,与租赁和“买断”相比,所有权转移和购买婚姻的指标仍然很少,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女性标准”很难找到。

除了钻空子的婚姻过户之外,变更公司法人也可以将索引转移到买家的名下。严格来说,这种方式不是转让北京公交指数的所有权,而是改变拥有北京公交指数的公司的法人和股权,买方将以公司的名义接管公交指数的所有权。

但是,这种方法涉及公司的账目,需要专门的财务人员进行审计。该公司的营业执照每年需要审查一次,费用约为5000-6000元,也需要由买方承担。

今年3月,北京的一个小企业老板通过熟人找到了杜凯。我一次买了两个20年的长期指标。收到《关于更新北京乘用车指标的通知》后,他通过微信向杜凯转账1万元表示感谢。

在找到杜凯之前,老板试图通过4S店的销售人员中标,但“三期包13万元”的承诺没有实现。

北京莱光英一家4S商店的销售人员表示,三年前只需要5000元来保证第一阶段的目标之一,但现在需要15万元。当人工智能财经表示愿意购买并想了解更多信息时,对方表示需要先支付1000元“咨询费”。

如果你毫不犹豫地花更多的钱,除了结婚和安定下来之外,你也可以用自己的名字直接安定下来。上述销售人员表示,买方只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即可在一个月内完成。"当然,这种方法的成本相对较高,大约需要28万元."然而,另一方一再强调,“绝对安全”。

然而,当人工智能财经询问选择28万元“直线下跌”的具体方法时,销售人员不愿透露更多,“我们有一个可靠的方法,你只需要支付。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先创建一张联名卡,存28万元,然后我们一起去银行取钱,拿到指数后再付款。”

从杜凯的角度来看,以前可能有其他方法可以获得北京小巴指数,但现在只有少数几种方法可以实现。“市场上有些人真的在做生意和赊账,但另一些人可以欺骗一件事。毕竟,这个市场不会持续太久。”

随着北京对外国汽车的严格控制,北京乘用车指数交易市场将继续发展。然而,杜凯表示,旅行的高潮已经过去。随着之前被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北京品牌回归北京,北京小型客车指标的隐性交易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差距已逐渐缩小”

04

车牌是从哪里来的

北京乘用车市场的指标数量有限。对大多数人来说,根据个人网络找到指标是一个门槛。

中介联系有限,通常需要委托其他同行寻找。相互不认识的买卖双方最终将能够完成交易,需要几个中间人来牵线搭桥。一旦交易完成,每一个促成交易的中介都将得到一份行动。

信息不对称催生了一群以此为生的中介。他们在圈子里被称为“标准交易者”。他们依靠多年的合作来建立稳定的关系。成千上万的人在北京进进出出,但车牌在北京的流通相对稳定。支撑这些牌照流通的是一个全国性的中介网络。

今年3月,已经在华北流动了十多年的杨东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搬到了深圳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房子被退还,汽车卖给中介后,他以每年10,000元的价格把车牌租给了他以前的同事。“把它租给别人不放心,处理事故也很麻烦。我的朋友可以节省零食。”

像杨东一样,可以直接与租户交易的竞标者数量很少。如果想在短时间内获得北京小巴指数,大多数多年未中彩票的人仍然需要通过中介找到竞标者。

中介的存在既有市场因素,也有历史原因。在北京的交通控制系统没有纳入国家网络期间,由于非法信息处理和传输的“技术”水平,一群外国北京品牌车主实际上享有“特权”。

在全国交通违章信息网络建立之前,各地交通管理部门使用的系统并不统一。例如,山西、陕西等省市的交通管理部门采用了相同的管理系统,而北京等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则采用了自己开发的系统。这两个系统之间没有网络连接,导致在北京注册的违反山西或陕西法规的车辆不会进入北京交通控制系统,车辆检查也不会受到影响。

《太原晚报》曾报道说,2007年,一名太原市民以北京亲戚的名义登记了他的汽车户口。他给了这辆车北京牌照,并在过去几年里享受了许多“便利”。最多,他用一张票擦玻璃,不用担心被罚款。敢在早晚高峰时间走公交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你不被交警当场抓住,北京牌汽车就不会害怕!”

随着2012年北京交通管制系统纳入国家网络,不再有“北京牌照车主”因在其他地方违反规定而不受处罚的情况。然而,这些外国汽车上的北京牌照汽车不会失效,而是将通过中介返回北京。这批车牌也成为北京市场车牌交易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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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场上交易的大多数许可证现在都是从其他地方收回的。当地人有牌照,他们拿走的牌照相对很少。”杜凯说,“如果不是中介,这些许可证将如何收回?让这些不在北京的人自己送他们回去吧?”

今年4月17日,网上流传的《促进汽车、家电和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 -2020年)》(征求意见稿)指出,各地严禁出台新的限购规定。对于实施了购买限制的地方,应加快从限制购买向引导使用的转变,2019年和2020年的车牌增量指标应分别比2018年增加50%和100%。

草案还提到取消对城市无车家庭购买汽车的限制。各地不准对购买新能源汽车施加限制。那些已经实施的必须取消。然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媒体的回应是,它正在了解情况,所有政策都是经过反复论证和与有关各方充分协商后制定的。

多年未中彩票的无车族似乎看到了曙光。尽管这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杜凯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要求新能源指标的人越来越少,而选择“再看一遍”的人越来越多。“一旦政策放开,指数价格肯定会下跌,但政策怎么能这么容易放开呢?”杜凯告诉微信群中的同行,“不要惊慌,你仍然可以赚钱。”

(应采访者的要求,杜凯、程先和、张洋、杨东和田鹏在本文中都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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