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曾以《21世纪的资本》(2013年)一书创造了世界出版奇迹,引发了经济学领域的“皮彻蒂热”。2019年9月,他的第二部同样雄心勃勃的新书《资本论》出版了,和他的前一本书一样大,厚1232页。幸运的是,皮彻蒂从来都不是一个热爱和无法与读者沟通的难相处的作家。在这本大书的导言中,他预先为那些渴望跳过争论,看到结论的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如果他对此感到满意,他会错过整本书中许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和颠覆陈规定型观念的经济统计分析。例如,在人们普遍认为法国社会繁荣平等的“美好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30年),70%的巴黎人死后没有留给子女遗产。该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贫富差距,追溯了世界各国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并逐一分析了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证明和证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平等。皮彻蒂在他的结论中指出,社会不平等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建立在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建设之上的。“从19世纪的美国到战后的德国和法国,再到印度废除种姓制度的斗争,不同的人类群体一直在创造分配社会共同财富的新手段。”尽管有好的和坏的影响,“没有一个社会结构会永远完美和不朽”。他提出,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的制度改革应该“大胆设想”,特别是“私人财产的神圣化必须立即停止”。他还提议法国左翼政党建立一种新型的“参与式社会主义”,以减少社会不平等,遏制财富过度集中。法国杂志《新观察家》在10月初发表了对皮彻蒂的独家采访。
托马斯·皮凯蒂的新工作资本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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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是一部大部头?为什么要在现在写它?Picchetti:《21世纪资本论》问世之后,我又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应邀去自己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国家讲学,遇见了许多学者,参加了数百次论坛……所有这些交流使我在思想上焕然一新。《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概括地来讲,揭示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如何在20世纪的百年里,大幅削减了截至19世纪末所累积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还指出不平等自1980年代起死灰复燃令人不胜忧虑。然而,这本书有两个局限性。首先,它非常“以西方为中心”在这本新书中,我的视野被拓宽了:我不仅回顾了社会的“三个阶级”(贵族、僧侣和劳工)、所有者社会(société de本体),还研究了奴隶制、殖民社会、共产主义、美国的社会民主、印度、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种姓制度。前一本书的第二个局限是它只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这是保持不平等的关键。这次我决定打开黑匣子。所有这些都需要很大的空间。要求
:您觉得这本书比上一本更好吗?Picchetti:哦,是的,我进步了。如果您只打算读一本,那就读这一本!要求:通过漫长的历史回顾,兜了这么大个圈子去描绘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分歧,您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在今天已不再只是空想吗?Picchetti:我讲述了大量不平等政权的历史,从其中浮现出的结论是,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的多。不平等是一种政治建构,而并非经济或技术的“自然”产物。每个社会都必须讲一个合理的故事来证明不平等。为了证明为什么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有必要解释社会组织结构、财富关系、国界、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等的合理性。回顾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远离当前的意识形态。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过去的不平等必须是不公正和专制的,而现在的不平等必须是精英主义、积极和开放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马克龙的“第一梯队”、特朗普的“工作创造者”和巨额财富(无论背后有多少个零)带来的荣耀,都根植于过去公认的宗教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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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之追溯到19世纪,也是不平等财富的黄金时代。Picchetti: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等级制社会建立在一整套明确的宗教原则基础上。其后继者“所有者社会”并不具备同样的根基,于是财产就在此时被推上神坛,成为神圣化的对象。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空虚的恐惧:如果有人开始质疑物主的所有权,人们担心会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害怕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人们一步一步地为所有的财富积累编造理由,甚至为最邪恶的财富积累辩护。这样,当19世纪的国家废除奴隶制时,他们小心翼翼地补偿奴隶主……而不是奴隶自己!查尔斯十世强迫海地承担巨额债务,以“补偿”前奴隶主的损失。这个叛逆独立的岛屿无力偿还债务,直到20世纪中叶,债务就像铁链上的铁球。是时候走出这个财产神圣化的时代,超越资本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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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对财产这样痴迷呢?Picchetti:在19世纪初,人们头脑中还留有大革命之前王权专横跋扈的印象。而财产作为受到理性国家保障的权利,被资产阶级视为对思想与精神的解放,使他们看到了世界更加开放的希望……这样想并没有错,我在写这本书时也尽量避免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为不平等辩护的理由妖魔化——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真理。问题是人们沉浸在财产的神圣中。这在过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恐怕今天的人们已经忘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人们害怕打开潘多拉魔盒来重建财富秩序,因此重新定义了所有权。里根主义从那时起开始捍卫所有财富的集中,好像亿万富翁是人民的救星。然而,我一直坚信,对空空虚的恐惧能够而且必须克服。以民主的方式仔细思考所有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这是可行的。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教训回顾20世纪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里根主义的局限性现在很明显:增长放缓,不平等加倍。是时候走出这个财产神圣化的时代,超越资本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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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您对成功的可能性很乐观?可是在人们的印象中,资本主义(您称它为所有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总是能顽强地存活下来……Picchetti:历史证明不平等制度的演变是无法预测的。以瑞典为例:人们对瑞典的社会模式津津乐道,说它的文化根基多么古老,可以追溯到维京人。事实上,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极为不平等的国家。其纳税选举制直到1911年以前还规定,巨额财富最多可以等值于100人的投票权!后来,政治动员改变了这个国家。如果有人预测瑞典将在1910年成为社会民主党,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当前的体系是坚不可摧的。当人们转向现成的想法和主张时,突如其来的危机将再次到来...要求
: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的体制似乎已穷途末路,人们誓言要改变一切?Picchetti:当时的人们刚刚走出“后1990”的阶段,还没有为进入下一个阶段做好精神上的准备工作。此外,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一项新的挑战也应运而生:仇外言论兴起造成了平民阶级的分裂。冷战结束和后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双重挑战遏制了普遍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涌现。不过情况正开始发生变化。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华伦以及一些年轻议员,都在重新提出财富重新分配的议题。各种可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应该并存要求
:为了阻止财富集中,您在书中提出了好几条建议。第一条是以企业“劳资共管”为基础,将私有财产转变为“社会”财产,像德国那样。Picchetti: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的利益在于权力:私人持有的金钱攫取了经济和政治权力。我在书中勾勒了一种“参与型社会主义”的形式,与苏联高度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完全相反。劳资共管使其成为可能。1950年代,只有德国和北欧国家走上了这条道路,尽管这一理念其实来自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德国的大型企业员工将一半投票权交给董事会。在瑞典,这一比例是三分之一,但也适用于小企业。采用这种制度使两国在稳定高管薪酬和鼓励员工热情工作方面比其他国家节省了大量开支。我主张更进一步,对大股东的投票权比例设定上限(例如不超过10%),允许小股东进入公司并与普通员工结成联盟。要求
:说到底,您是打算要终结私有制么?Picchetti:并不是,因为这些安排会根据企业规模进行调整。其目的是通过建立一种社会性的、临时性的所有制来超越私有制。譬如有一个人投入其全部积蓄开了一家餐厅,那么他比开业前刚雇佣的一名员工享有更多表决权,这是很正常的。数量合理的私有财产是正当的,是个人主体性得以表达的条件。然而必须阻止权力的长期过度集中。在很多领域(如大学、文化企业、部分媒体……),“一份股票等于一张选票”的逻辑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们照样运行顺利。事实上,许多可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应该并存。它还包括公有制,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就巴黎机场向私营部门开放的计划进行全民公决,因为我认为机场、医院、大学、中小学或其他公共服务机构都必须坚持由国家管理。要求
:第二条建议是从累进财产税入手,设立一种“临时性”财产机制。Picchetti:人们常常会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行的高收入税阶税率,在光荣三十年(1945-1975)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美国高达90%,而这并没有对增长构成制约。因此我建议应该重启这种模式并且进一步拓展,采取累进式的财产税制。目的是限制同一个人能够及时拥有的财产数量。出于同样的目的,20世纪已经有了一项巨额遗产税:当一代人去世时,他们的家庭必须将其部分财富返还给社区。然而,这还不够。毕竟,人类的平均寿命仍在增加:当你30岁时,你已经赚了100亿欧元。你必须等到90岁才能重组吗?因此,有必要终生循环财产。要求
:也就是说,您认为还是应该恢复巨富税?Picchetti:我的提议是在法国我们可以以一种按年度征收的累进式财产税来取代土地税和不动产税,征收对象还应该涵盖金融资产。目前,法国人的人均财富为每人近20万欧元。根据我的税率计算指标,如果你的财富低于平均水平,你需要每年支付0.1%的财产税(这只是一个指向性的指标),这要低于当前的土地税。税率逐段提高,从200万欧元起达到5%,高于2亿欧元增加到60% ,高于20亿欧元达到90%。要求:这样一来企业家就不得不在公司升值时把它卖掉了。这太激进了吧……Picchetti: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家并不是亿万富翁!我所提出的这套系统能容许人拥有数百万欧元的财富,甚至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数千万欧元;另一方面,资产超过数亿乃至数十亿的人必须将其权力拆分给新股东,而这些股东可能来自员工阶层。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亿万富翁了。然而,如何认为它们的存在对社会的总体利益是必要的?事实上,与通常所说的相反,这些人致富的方式是受益于各种集体财富,包括公共知识、基础设施、科学研究和实验机构等。断言亿万富翁的出现将促进增长是完全错误的!从1950年到1990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为2.2%,从1990年到2020年下降到1.1%。我们不应该不断谴责民粹主义,而应该依靠这种赤裸裸的谎言。
如果所有亿万富翁出售股票来纳税,股市至少在第一年就会暴跌。这也将导致房价下跌,巴黎的房价已经高得离谱,这将使新的社会群体成为财产和股权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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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提倡的这些,与马克龙近两年来所做的恰恰相反。他都做错了吗?Picchetti:取消巨富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巨富税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税制,自1990年创立以来,所带来的税收收入(约50亿欧元)增速比GDP增长快2.5倍。如果不是税务部门管理上的缺陷,可能还能获得更多。在我们的纳税申报中,只有工资收入是自动预填的,个人资产却不是,在巨富税实行时期,纳税人常常在申报表上胡乱填写其资产。要求:马克龙取消这项税制的理由是激励投资的必要性。皮彻蒂:这个论点站不住脚。如果你投资200万欧元建造房屋或商业建筑,你必须缴纳房地产税和房地产税。但如果你把这200万元投入人寿保险或世界另一端的金融和证券市场,你就不必支付任何费用。允许这样是愚蠢的!真正的目的是完全免除最富有的人的税收。要求
:您这种财产税制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将来要用它来资助一种“资本普及基金”?这项基金是用来做什么的?Picchetti:目前,法国有一半人口没有遗产可继承。我设想了一种“所有人的遗产”:所有人在25岁时将会得到一笔12万欧元的资产,约占法国人均财产总额的60%。这笔钱可以用来购买其住宅:这能避免社会分化成两类人——祖祖辈辈缴租的房客和同样世世代代坐收租金的房东!这还能鼓励人们自主创业,或参股自己供职的企业。就将要采用的新系统进行长期和准确的辩论要求
:与不平等作战的第三大战场是教育。Picchetti:如果人们想知道1990年以来增长减半的原因,我的建议是去关注教育领域的投资不足。所有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都陷入了停滞,而大学生的数量却大幅增长。法国高等教育的预算是100亿欧元。如果能用上50亿欧元的巨富税所得,本可以彻底扭转大学生人均投入的悲剧性贬值。此外,国家将更多公共资源拨给巴黎市中心的高校,这些学校的教师都有正式编制且待遇优越,而不是拨给塞纳-圣德尼省那些有更多合同工的学校,这难道是正常的吗?可见其虚伪程度。要求:社会性临时性财产、普及资本、劳资共管、教育公平:这几乎是一整套法国左翼的施政纲领,然而这在个别或多个国家中是可行的么?Picchetti:很多事在个别或多个国家都是可行的。在企业内部共享表决权,这在德国、瑞典、奥地利半个世纪前就有了,而且效果非常好。我们必须坚持走下去,而且要走得更远。巨富税也曾运作良好,再度重启并加上政府预填资产申报并没有什么困难。可是从长远来看,还是有必要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协调商贸交流与资本流动,实现税收和气候方面的公平约束目标。在欧盟内部,一些协议必须废除。没有健全有效的信息交流、税收和监督机制,资本就不可能自由流通。换句话说,应该为资本持续流通的国家建立金融“地籍簿”,这将有助于采取税收司法行动,反对经济过度金融化。因此,有必要跳出现有条约,立即提出新的替代条约。要求
:您在书中对生态问题未置一词。为何不以气候挑战作为撬动变化的杠杆呢?Picchetti:对解决环境危机来说,改变经济模式是至关重要的。但仅仅挥舞绿旗远远不够,必须搞清楚人们希望制度如何改变,要提议建立怎样的财产所有制,小股东和员工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力?如何做到税收公平?很多时候,生态环保主义言论都太过含糊不清,其结果是半数绿党转投了共和前进党,还支持废除巨富税。碳税的失败揭示了在解决气候危机之前减少社会不平等的紧迫性。我们不能强迫下层平民和中产阶级做出努力,除非我们能够毫无疑问地证明最富有的人至少会做出同样的努力。然而,导致“黄背心”的税收措施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用碳税的钱来弥补取消超级富豪税的损失空!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扼杀公正的生态政策。要求
:您还说“必须要超越资本主义”。为什么要用“超越”(dépasser)这个词,而不说“结束资本主义”(sortir du capitalisme)?Picchetti:我用“超越”是为了表达“结束、废止、取代”的多重含义。不过“超越”一词着重强调的是讨论替代系统的必要性。苏联解体后,人们没法再去预言资本主义的废除,除非能就将要采用的新体制进行长期而精确的论辩。我的书就是在试图勉力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