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纪录片《杜甫》引热议，翻译真能传达诗歌的神韵吗？

诗歌可以被翻译吗？一首诗歌内的独特声音，能被另一种语言的声音所领会，然后被准确表达吗？

近日，BBC推出58分钟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到访中国，重走杜甫生前足迹，从巩义、西安到成都、长沙，用几首著名的杜诗，串联起了杜甫波澜壮阔又颠沛流离的一生。纪录片从刚推出伊始就在中文世界引发诸多争议，其中最为热议的是，通过英语译文，能完全传达杜诗的神韵吗？

这是文学翻译界的经典之问。法国诗哲伊夫·博纳富瓦就认为，涵义根本不是一首诗的构成要素。翻译诗歌不应是徘徊于字面上的涵义或形式，而是通过倾听词语的音响与节奏，在自身存在经验的帮助下，重新经历原诗的“在场”。翻译只是重新开始的诗，诗歌译者，或者说诗人译者，在重新经历原诗的“在场”之后，根据自己的“在场”经验，在自己的语言中重新构建“在场”。

博纳富瓦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翻译家。他终生都在思考“诗及诗的翻译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这一命题。他认为，诗的翻译应当受到重视，通过诗的翻译，处于两种语言间隙的译者和另一种语言的读者能够对虚幻的概念性言语提出质疑，在进一步自我批评的同时重新思考与异的关系，从而探寻真实的生活与场所，与自己真实的信念相遇。

博纳富瓦不仅撰写翻译批评文章，也一直在进行翻译实践。他是莎士比亚作品在法国的主要翻译者和研究者。1956年，他翻译并出版莎士比亚剧作《裘力斯·凯撒》，一年后又翻译出版了《哈姆雷特》，由此开启他漫长的翻译生涯，倾力一生译出莎士比亚戏剧、诗集十余种。此外，他还向法语读者译介了叶芝、彼特拉克、莱奥帕尔迪、济慈、乔治·塞菲里斯等多位著名诗人的作品，并在多个场合讨论了他对这些诗人、诗作及相关译介工作的思考。

日前，博纳富瓦的翻译论著《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中文版面世。该书不仅是一部极具研读价值的诗学著作，更是一场生命诗学的盛宴：从但丁、莎士比亚、爱伦·坡、兰波、波德莱尔、马拉美到俳句，作者邀约我们亲赴诗的腹地。

《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

（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

许翡玎 曹丹红 译

拜德雅·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2月

翻译？可能应该更多更好地思考诗中的声音问题，但现在同样重要的是回到诗歌翻译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对声音的思考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视角。

诗的翻译考虑的更多是文本中属于诗的成分，而非其中过剩的涵义。特别要思考的是，在其他类型文本的迻译遭遇那么多困难后，我们还能想象诗的翻译的可能性吗？例如，怎样做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即从一个概念网络到另一个不同的概念网络，同时又不用另一种思想来取代作者的思想也即直接的思想？这另一种思想有它自己的概念，也就是那种距离感，它只能是对作者思想的评论，是思想的摹仿，它令与即时性（l’immédiat）的或多或少有意识的接触消失，而即使在散文中，作家仍然常常具备这种即时性。

可是，这种受阻的翻译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开始理解什么是诗。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具体地、事实上是一个词接一个词地估量观念的不对等性。在多种多样的语言中，观念附着于相 似的问题或对象，此时能观察到“事物与认识之间的不吻合”，某些译者据此推断，存在一种摆脱概念表征控制的现实：这是存在物的现实，是在场的潜在性。

与此同时，诗歌无法被简化为涵义的话语，正如我刚才所说，它们是一个声音。由此，诗歌翻译的可行性可能比散文翻译直接、深刻得多。当然，还得假设人们同意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并在常见情况之外去寻找它，所谓常见的情况，即或多或少的逐行对照和“testo a fronte”（平行文本）。

大家应该还记得，如果一部作品呈现为一种声音，那是因为节奏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连串的长短音节、叠韵、押韵形成了声音，它们可以不借助词语意义被听到，可以在世界各地被听到，正如乐器奏出的音乐，而且与这音乐性质相同：笛子或双簧管接受莫扎特（Mozart）或马勒（Mahler）的思想，正如词语的音响迎接并激活一种沉思的节奏，这节奏，我们可以说它是对“旅行的邀约”。诗语是音乐，它的“parlar”（言说）是“cantando”（音乐），即使文本是用意大利语或任意一种西方语言写成，它在我们法国的土地上也始终是可以触及的。

如果要立即去描绘诗在这个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文本中追寻自我的踪迹，上述结论是多么重要的启示！我们发现的节奏照亮了整个行动。让我们紧随哈姆雷特声音中的犹豫不决和重新恢复的平静，这将直捣莎士比亚悲剧的核心经验，也就是哈姆雷特在一个著名场景中重申的经验：看到星空中的火熄灭，听到星球的音乐彼此不和谐。这是对非存在的预感，它已经是布朗肖及其他很多人提到的与伟大外在的相遇！和奥菲利亚在一起时，哈姆雷特已尝试通过对临近场所某个生命的承认来确立存在，正如奈瓦尔曾要求的那样（“Forget me not”，女孩也这样说），可是怀疑困扰着他，他无法产生应有的虔诚，很快奥菲利亚将四散花束，而这些花束本来可以成为富有意义的世界之中的象征。五步抑扬格是了不起的工具，它能激活存在的忧思，在被无意义的追求侵害的生活处境中察觉到接纳在场经验的可能性。在叶芝作品中起作用的是同一种或者说几乎同一种诗句。叶芝同样被各种假象的吸引力和一种狂热的再现欲望之间的角力撕裂。

诗句懂得施展它的节奏能力，这是它音韵的秘密来源，那么它为什么能在另外一种语言中，让人与写出诗句的诗人重逢呢？理由很简单。当写作成为声音，世界就不再被视作事物的总和，而是在场的集合。这些在场于是必然成为根本的现实，它们回应生活之基本需求，并由此超越地方语言的特殊性，来到所有存在者共同的领地，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大江、树木、小河、山岳，苍穹下四散的房屋，夜幕时分在阳台哼唱歌曲的内丽娜，身体或心灵的澎湃激情，存在的原型，后者的普遍性尽管始终并且到处受阻，却又是现实的，一旦人们渴望存在，这普遍性便立即重富生机：这一切便是共同财产，不久之前人们还将其称为神性。

基于此，我们存在于世的参照物重新出现。在散文话语中，这些参照物让位于所指的简单组装，而所指在不同国家互不相同，且从来不是完全可译的。但在诗句中、在诗句承载的声音中，参照物具备了普遍性，变得立即可分享。这解释了我们能够追随莱奥帕尔迪那投向孤独的金雀花的目光，或与济慈一起倾听看不见的夜莺歌唱的原因。由于这些被我们与他们分享的参照物，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诗人的思想，重新经历他们那种将自然事物变成生命场所的方式。其中的每一种方式都是存在意愿的一个密码，而存在意愿是诗意的精髓。

最好的诗不了解在言语最低层次隔离各种语言的围栏。复活的土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尽管它像山峰，一面逃离，一面看起来又那么近。既然我们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既然我们听到了说另一种语言的诗人，那么对他们的翻译岂不是变得可以设想？唯一的要求是翻译对词语的倾听和对节奏的经验与我们想要翻译的诗人处于同一水平。对于习惯阅读一般性译文——也就是那些只考虑转移涵义的译文——的读者来说，这样的翻译可能会具有令人不适的形式。

这一新的翻译的最初时刻实际上将不再是一个智力行动， 或者说不再是通过对另一词语意义的思考来选择词语的行动。诗歌译者在一部他所喜爱并且意欲让他人听到的作品中，见证了有关非存在与虚无的经验和存在、建立场所、分享场所的意愿之间的斗争，他只能带着自己的全部生活，参与这呼唤所有人因而也呼唤他本人的追寻。在这一点上，重要的与其说是对对话者所走过的道路的重新描画，不如说是对他构建世界的方式的接受或拒绝。这位诗人翻译家会做出回应，在倾听他者时产生自我意识，抛弃或重新肯定他自己思想中的方方面面，写作，而且是在写作一词最强烈的意义上，也就是向词语中的一切发出召唤，来更新语言。换句话说，没有任何束缚译者的东西，译者无须像在普通翻译中那样，亦步亦趋地贴近文本。反过来，译者很大程度上被要求留在自己的文本内部，在其中，译者展现与自身的关系，译者思考，而打破边界的诗将有可能照亮他。

可是，那个如此与自身相处，同时又受到某部征服他甚至扰乱他心绪的作品指引的人，他会放弃自己的翻译计划吗？他应该还是会继续思考这个计划吧？尽管现在他用的是自己的词语，采撷自他自己的作品，也就是他那由忧虑和思想组成的生活，能够或折射或摹仿或打败然而无论如何都能思考另一位作者的诗或诗学。他太爱后者，因此无法令其成果变得面目全非。不如说，对他而言最自然的虚构能帮助他将他者那里无法被他完全直接理解的东西搬上舞台，以具象法，用形象和象征加以呈现。我想到了写《双重的房间》（La chambre double）的波德莱尔和写《以-yx 结尾的十四行诗》（Sonnet en-yx）的马拉美，这两首诗中的每一首都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了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乌鸦》（Corbeau）。爱伦·坡是他们的老师，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始至终都追随他。在这些反光之上我们还能加上其他反光，它们是对《乌鸦》的背叛吗？不，这是在新的关系或批评之下对爱伦·坡思想的展露，在展露中，诗终于保留了活力，一种声音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用中介的作品来倾听，这是我所谓的广义的翻译。我认为这种广义的翻译有资格在最狭隘的翻译旁边存在。

■ 《晶报·深港书评》，记者/余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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